三、从“两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冲破今、古文两派宗师康有为、章太炎垄断着的国学界，利用出土的甲骨证商史，用金文证周史，创立了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此以后，凡是稍具科学头脑的古史学家无不把双重证据法奉为治学的利器。然而，信奉归信奉，真正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在当代学术史上有时会看到这样两种情况：有的学者对甲骨文很熟悉，但对古代文献的掌握却未能达到广博而贯通的程度，所以他们对甲骨文的考释往往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他们根据自己对甲骨文的理解而构筑的商代典章制度体系也显得基础薄弱，不甚可靠；反之，有的学者对文献较为熟悉，但对甲骨文、金文却缺乏独立的研究，因而对已往的研究成果也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往往把前人已经推翻的误说当成珍奇，或者从甲骨、金文中找出一两条孤证便大加发挥，使人哭笑不得。杨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在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治学方法也深得乾嘉学派的三昧，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实证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以，他运用两重证据法考释古文字和研究古史也显得得心应手，取得高水平的成果。以下姑举几例加以说明：
    1.释“不玄冥”
    商王武丁卜辞的习惯用语中有“k1l601.jpg”三字，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聚讼数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释者八九家，聚讼数十载，众说纷纭，事同射覆，不幸而皆未中也。”杨先生根据这三个字在卜甲上的位置，首先断定它们不是记述贞卜内容而是说明龟兆的文字。然后考释字形字义，认为k1l602.jpg字虽有多种解释，然而应释为“玄”，原有幽暗微小之意，可转为昏黑之义。k1l603.jpg字，应释作“k1l604.jpg”，读为“冥”。“玄冥”，即昏暗模糊之意。“不玄冥”即指兆璺之不昏暗，不模糊。再证之《国语·楚语上》武丁“作书”中的话“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好与武丁卜辞的用法相合[2]。这一解释，证据确切可靠，武丁卜辞与武丁“作书”的妙合尤其令人信服，使几十年来未能解开的谜团涣然冰释，因而得到甲骨文权威专家郭沫若的高度赞誉。郭先生1958年再版《殷契萃编》时曾在眉批上特作引述，并称许为“其说至确”。
    2.释“玄鼋”
    金文图形文字有k1l605.jpg二字。前者郭沫若先生释为“天鼋”，谓天鼋即轩辕。《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对后者，郭先生未作解释，其他各家亦皆无说。杨先生赞同“天鼋即轩辕”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考释第二字，认为k1l606.jpg像龙蛇盘物形，甲骨文玄字作k1l607.jpg也是盘蛇形，与S形相比有极相似处。k1l608.jpg形与鼋字相当，上下合起来即“玄鼋”，它是夏族系统的族徽，同于天鼋，夏姓姒，右旁“以”字篆文作k1l609.jpg，亦像盘蛇形。杨先生释出玄鼋二字，对于解释华夏族的来源以及夏族与黄帝、姬周的关系都很有助益。虽然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说法出来代替它。
    3.说“明保”
    《令彝》是西周初年的一件重要铜器，铭文中有“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句。“明保”究系何人，这是周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王国维先生以为是周公，可惜未作论证；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由《令彝》“周公子明保”文已自明；还有人以为是周公的另一个儿子君陈。三说相比，杨先生赞同王国维先生说。他指出，依通常的理解“周公子明保”自当解释为“周公的儿子明保”，但如此解释却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1）“鲁公伯禽别号明公明保之说为历来所未前闻”，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已经觉察；（2）《尚书·洛诰》明指“明保”是周公；（3）伯禽居鲁而没有如《令彝》所说居洛“尹三事四方”，《左传》定公四年已说得很清楚；（4）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关系天下皆知，说“明保”毋须缀以周公之子的定语，在铭文中也无此例；（5）周初铜器《王令明公尊》上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下文言在此役中“鲁侯有猷功”，可见明公和鲁侯是二人，如果说明公就是伯禽，何以一器中两个名称歧出？这些不可解的矛盾，说明“周公子明保”不能按“子”为“儿子”的通常意义去理解，而应将子明连读。“子明”即周公之字，周公名旦，《说文》：“旦，明也”，正好名字相应。“保”是子明的尊称，这和周公曾经为师保有关。《令彝》中的明保受命“尹三事四方”，总揽内外诸政，其权极大，也只有“相王室以尹天下”的周公可以当之。不会是同时父子两尹天下。至于以“明保”为君陈，可以不作考虑，因为这毫无根据。《令彝》下文又说，明保受王命就职之后曾“舍三事令”、“舍四方令”，即对“三事”、“四方”下了两道命令。“三事令”应当就是《尚书·立政》的本文，“四方令”就是《多方》的本文。如此理解，西周初年一些重要史事及相关年代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3]。杨先生的考释，不但为王国维的明保即周公说补上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将《令彝》与《立政》《多方》打通，这是前人从未言及的新发现。
    4.说“天亡右王”
    周武王时的铜器《天亡毁》有“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句，郭沫若先生1930年曾释“又”为“尤”，断句为“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第二年在关键问题“天亡尤王”的解释上改变了看法：“‘天亡又王’句余曩读为‘天无尤王’，意终难安，今改从刘心源说。刘云，天亡据文义决是作器者名……为天姓亡名。‘又王’读‘佑王’，谓助祭也。”郭老的改释，朝正确解释此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没有指出“天亡”是谁。而且于“天室降”断句会引起冬部“降”字与下文韵句阳部“王”、“方”、“上”等字是否可通韵的问题。丁山、唐兰先生断句为“祀于天室，降天，亡尤”，于省吾先生断为“祀于天室，降，天亡尤”，虽皆可消除“降”与冬之通韵与否的问题，但对于金铭之理解，更加玄妙难稽。与以上各家不同，杨先生认为铭文应断为“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降天亡”即下文的“天降亡”，意为上天赐予的“亡”。这位“右王”的天亡是宗周初年的一位伟大人物，“右”即《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管、蔡为戮，周公右王”之“右”，意谓保佑。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是当时“尹天下”的人，他右成王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右武王者是谁？就是太公望。在当时遍觅宗周之大老，除太公望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具有如同周公右成王那样的崇高品位。《说文》：“望……从亡，k1l610.jpg省声”，是望字从“亡”字得来，而古文字又“天”、“太”不分，可见“天亡”即太公望在文字学上也有根据[4]。杨先生的新解，有助于解决《天亡殷》释读中的矛盾，不失为启人神智的佳说。
    除上举四例外，杨先生还著有考释古文字的论文多篇，都是具有创意的著作，表现了他掌握两重证据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