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杨先生在研究古代史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并由此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
    早在1951年，杨先生便试图以西周春秋时期齐国的历史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认为，至少在齐桓公的时候，齐国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对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这种情形在中原诸国是很少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了这种不平衡性，仅仅掌握了某一地区的某一种材料，就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5]。从地区的不平衡很容易联系到民族间的不平衡。所以，杨先生在1956年参加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俗调查后，便很自然地掌握了以民族志资料印证古史的方法。例如，彝族地区普遍流行着一种传说：彝族祖先有兄弟二人，当他们分家时，哥哥分得了财产，而弟弟娶了一个美妇人，结果后来弟弟这一支贫困了，被哥哥那一支所奴役，弟弟的子孙世代变成奴隶阶级了。杨先生认为，这个传说可能是有根据的，对印证部落内部分化导致了奴隶产生的说法很有帮助。当然，内部分化也不排斥俘虏为奴，彝族奴隶就有许多是从外族掳来的。但是，从彝族地区奴隶社会顽强排斥封建统治者通过土司制度向彝族输送来的封建制度、土司制度没有发展起来的事实看，应该说“凡是没有内部的原因、没有内部的阶级分化，仅是外因不可能引起内部的根本变化”。又如，彝族地区存在着婚姻上的“转房”制度。丈夫死后，妻子必须转嫁给丈夫家族的一人，或者上转，比如公公；或者下转，比如前妻之子；或者旁转，比如弟弟。当时杨先生在考察中亲自遇到过这种现象，所以印象很深。在20世纪70年代，他曾嘱刘炎同志把这种事实记下来发表。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先生也注意到这种事实，认为《左传》所说的“烝”“报”与他在抗战时期听得川北方面流行的“大转房”制度相似，“烝”，女的嫁给晚辈，在晚辈来说是“烝”；报，旁转曰报。杨先生认为，以汉族和彝族作比较，时间相差2000多年，而婚姻制度相同，且这种相同的婚俗在汉代匈奴、唐代回纥以及金朝时期都曾经存在过。由此可以说明，运用这种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记载，以后证前，这第三证，在考据历史事实方面是更有说服力的。
    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契合的具体研究方法。杨先生由掌握两重证据法进而掌握三重证据法，表现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力求将哲学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实证研究法结合起来的不懈进取精神，这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三个原因。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简略地介绍了杨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杨先生的开拓进取并非有什么神秘方便的诀窍，而是他进行艰苦劳动自然达到的境界。史学界不少人都知道，杨先生在青壮年时期有十几年时间曾坚持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研读和写作，给他的同事和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前几年，某著名学者还曾向自己的研究生有声有色地讲述杨先生的这一段经历，以之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杨先生仍然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便起床工作，到早晨六、七点别人起床时，他已经工作四五个小时了。所以，即使白天受到各种杂务的干扰，他每天也至少能保证四五个小时的高效劳动。如此勤奋努力，自然熟能生巧。正如杨先生自己所说：“近些年来，经常有人要我谈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我认为，没有什么方法或经验，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两个字--用功，或者说努力。”杨先生确实毕生都在用功，用功地读，用功地写。他已写出的论著，不知有多少知识储备做后盾，所以我们读来总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如今能够写出这样论著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为了前辈的优良传统不致中断，让我们以杨先生的遗言--“用功”、“努力”共勉吧。
    【参考文献】
    [1]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J〕。山东大学学报，1954,（4）。
    [2]杨向奎。释“不玄冥”〔J〕。历史研究，1955,（1）。
    [3]杨向奎。《令彝》考释中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59,（4）。
    [4]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殷”〔J〕。东岳论丛，1996,（2）。
    [5]杨向奎。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J〕。文史哲，19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