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美苏力量进一步下降，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多样了。70年代国际社会经历各种动荡，到1974年底世界已目睹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首先是维持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制度陷于混乱之中。其次是爆发了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它不仅波及发展中国家，也影响了发达国家，显示了世界粮食生产和供应体系的脆弱性。最后是世界能源危机，它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无节制地使用石油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石油禁运引起的，它激化了消费国和产油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使本已紧张的国际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这一系列危机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显示出一个相互依赖世界的脆弱性。国际社会合作则存，对抗则亡。基辛格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在1975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承认当今时代的一个中心事实是有100多个国家存在，他们都是国际事务的参加者， 所以历史上第一次外交政策成为真正全球性的。福特总统在1975年1 月15日给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同样承认："在我们和平时期的历史上，国情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地依赖世情了。世情也很少像现在这样严重地依赖我们的国情了。""经济困难是全球性的，我们不能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帮助纠正国外的深刻的经济脱节现象。"[10]（P596）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敏锐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逐渐改变以往尼克松政府着眼于"东西方关系"、忽略经济问题的旧外交政策模式，开始以更多的精力去注意和执行对西方盟国和对南半球国家的外交。
    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70年代初期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就开始感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跟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相分离，只关心"非人道的均势"。他们要求在美国外交中添加能够反映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容。[11]（P1）1974年他们的这种反应达到了高潮，参议员杰克逊和众议员瓦尼克联合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要求在给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施加人权限制，并将它塞入了1973年美国贸易改革法中，该修正案对苏联发动人权攻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福特迫于他们的强大压力，最后签署了含有该修正案的贸易改革法。197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福特政府对苏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冲击的时候，来自共和党右翼的里根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全面抨击福特的缓和政策，一度使福特在党内的提名斗争中处于劣势。在回击这种政治挑战中，福特承认使尼克松在1972年重新当选时的主要资本"缓和"在1976年的大选中已成为严重的政治累赘。1976年3 月在伊利诺斯州的一次讲话中福特宣称"缓和"这个词已从他的政治词汇中去掉，代之于"以实力求和平"。
    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也受三边委员会的影响。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兄弟之一的戴维·洛克菲勒倡议、支持下于1973年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来自北美、西欧、日本三边世界的学术名流、政府显要、企业界和律师界等名人。它的宗旨是"减少三边世界间的摩擦"，"维持三边世界的团结"，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三边世界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新体系，共同对付来自第三世界的挑战。[12]（P250）福特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三边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影响三边世界外交政策的制订。1974年底，有代表性的三边委员会委员在戴维·洛克菲勒的带领下会见了福特总统、基辛格国务卿和内政部长罗杰斯·莫顿，讨论了政府的能源政策和国际能源合作问题。1975年11月美国与西方其他五个工业国家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经济首脑会谈，讨论经济合作问题，三边委员会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三边方式已被正式接受。
    三
    70年代是战后美国外交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尼克松政府通过缓和政策实现了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福特政府在此基础上又对美国外交的重点和方向作出调整，开始改变美国外交长期以来注重安全、忽视经济的旧政策模式，真正将经济提上美国外交议事日程。福特政府外交的这种转变固然是与70年代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福特政府在政策观念上的改变，第一次认识到国情离不开世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正是这种认识论上的突破，才使得福特政府去努力实现与西方其他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协调，开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历程。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将第三世界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客体，一个与苏联争夺的对象，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国家联合石油禁运后，美国的这种国际理念发生动摇，福特政府是第一次在脱离东西方关系和美苏关系的前提下从"南北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第三世界，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来谈论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把第三世界当作国际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改变尼克松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消极被动态度，积极主动谋求南北关系的改善。在对苏关系上，福特政府继续执行尼克松的缓和路线，但由于美国国内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怀疑逐渐增加，福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变得强硬。随着美苏力量的对比朝着更加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以实力求和平"的思想开始主导美国的对苏政策，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在这里已露端倪。另外，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福特政府也向苏联施压，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欧安会"第三篮子"成为后来卡特"人权外交"的先声。福特政府外交在重视安全问题的同时逐渐将重心转向经济问题，并开始将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立足点，这表明，福特政府的外交已具有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某些特征。由此看来，把福特政府外交简单地说成仅仅是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继续而忽略甚至否定其中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则是过于简单和非科学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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