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放后，周谷城先生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在教学科研中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内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阐发自己未尽的和新的见解。他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汇合论”将其史学思想推向深化。
    60年代初，周谷城先生先后发表了《史学与美学》、《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礼乐新解》等一系列文章，讨论有关艺术创作问题，其中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即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体。“在原始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社会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而出现的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了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更为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精神……，因而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注：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载《新建设》1962年第12期。）因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的思想构成对立斗争的统一整体，又由不同阶级不同个人分别反映出来。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当时思想领域的时代病。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姚文元却把本来属于学术领域的讨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专门写了《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一文来批评周先生。姚认为“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而是一个清一色的革命精神”。“相互敌对的阶级意识，从来也没有构成‘整体’的时代精神，而总是一种革命思潮代表了时代精神，向反动的思潮进行剧烈的斗争”。从而极力否认同一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的存在，并强调“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他最后得出结论：“周谷城的这种方法论属于从艺术解释艺术的历史唯心论的范围，而不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历史唯物论的范围”（注：姚文元：《略论时代精神问题》，载《光明日报》1963年9月24日。）。面对姚文元的恶意攻击，周谷城先生并不胆怯，立即撰文《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注：周谷城，载《光明日报》1963年11月7日。）予以反驳，指出“时代精神是个‘类’概念，范围大；革命精神是它的一部分，是一个‘种’概念，范围小。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可以，说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则万万不可”。二者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姚的观点是以部分代全部，以偏概全，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原理。对此，周谷城先生论述了“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的关系，“统一整体自始就包括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自始就构成统一整体，而且构成整体的诸部分，不是彼此分立，各不相犯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约着”。不同阶级的不同意识构成了统一整体。因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
    建国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是同盟军，同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从而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级之间相互联系与合作，于是就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整体，它不仅包括不同意识形态，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信仰存在。这是符合我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的。
    但是，到了6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左”的倾向越演越烈。经济上，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要消除一切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因素，要割尽“资本主义尾巴”；政治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兴无灭资，使纯而又纯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事实上，这是根本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如此形势，周谷城先生敢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充分显示他的睿智和理论勇气。
    后来，周谷城先生又针对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指出，它也属于社会学，是用来反对一言堂（注：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载《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此文系周先生讲授，周训芳记录整理。）。这又充分反映出周先生的政治敏锐性。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个集团、一个家庭，每个个体都有其不同的思想、态度、主张、见解，因而不能以部分代全部，不能各项活动中一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而应发扬民主精神。这一观点，无疑切中了当时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时弊。
    80年代以后，周谷城先生在谈到《如何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时认为：“今天所谓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总的结果，是双方都有提高。中国文化的精华，决不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衰退，恰好相反，它们将越来越活跃，比任何时候都发达”。既有力地批驳了东方文化复归论者的自恋情结，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表现了他的博大胸襟与全球性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