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注：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世界汉学》创刊号，页9。）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9-30。）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Pp.1-9,Verso,New York 1983。），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注：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可以参阅许明龙：〈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页159-168。）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导论》，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1-37。）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注：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页23。））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注：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史景迁讲演：《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6-17。）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的十二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注：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参阅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页28-31。）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五十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六十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4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