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
        如果从历史源流的总体特征上考察，美国中国学思潮给人的感觉是代际转换频繁迅速，核心命题新意叠出、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明显，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异性似乎给人以趋新时髦的印象。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点原因：其一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形态，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次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这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发觉仅仅使用传统历史的分析方法无效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而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才能不断提高历史解释的敏感度。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等人参与研讨班的授课（注：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由此奠定了这种开放多元的风格和基调。
        从表面上看，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呈现出了过于强烈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几乎成了代际转换的明显标志，比如“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似乎总结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化”的倾向至少表现出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有大有小。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以后许多命题的提出，如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只是这种地区史研究显然已不同于费正清时代的所谓“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冷战思维，和近代化的直线演进的乐观态度，而是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中国中心论”不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和口号，而且是借助各种中层概念的建构不断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深化和推进，比如“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对印尼稻作农业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尝试移用于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初，杜赞奇对格尔茨的“过密化”理论重新进行修正，并把它运用到对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认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威权支配下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造设计中，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态，杜赞奇称之为“内卷化状态”。同时这套理论又受到福柯知识--权力之关联理论的启发，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基层社会分析框架，以此试图超越传统的“乡绅社会”的概念模式，他假设“文化类型”如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对文化符号的争夺和利用成为能否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关键。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使之转化为有效资源，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的方式建立新式的基层组织，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与黄宗智有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即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取向，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相关的评论可参阅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及罗志田：〈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但这部著作一出版后马上被反复引用，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概括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之中，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我们知道，早期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由于受到马士等传统殖民官吏思维和处理史料眼界的影响，主要注重的是英国外交档案和英文文献（注：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同时其搜寻史料的范围也是与其“冲击--回应”的基本框架相吻合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关注于和西方社会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而“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地方史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早期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初现这方面的端倪。
        仍以“过密化”理论的应用为例，对格尔茨involution这个分析概念的有效引入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剧烈变革，而且深化了对华北、长江经济史资料类别的再发掘和再解释，即从注重生产关系资料的开掘转向对生产力资料的搜集，从而在新的意义上把经济增长率与人际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导向了深入。另一种情况是，核心概念的转换有可能使同一类或同一种史料被忽略的侧面凸显出来，进而获得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机会，比如杜赞奇在使用“内卷化”一词时，与黄宗智使用的均是满铁资料，甚至都是华北六个村子如寺北柴村的材料，但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杜赞奇对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史料的发掘，恰恰是在involution的规范本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内卷化”一词的规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史料价值的认定。由此我想到，国内史学界一直在争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两种取向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初看起来，这两种取向似乎都各有道理，可这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了起来，或者认为史料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或者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就可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空洞的状况。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问题是枯坐十年，穷搜史料的笨夫式方法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而不能作为充分条件，而我们恰恰习惯把两者相混淆，现在已无人能够否认，历史研究需要天赋和直觉，只不过不可滥用，需要自设边界而已。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还形不成一套规范式的方法，既摒弃笨夫式的毫无灵气的僵化思维，又能防止天马行空式的对直觉的滥用，在这方面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即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