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六十年代以后，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尚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与美国中国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解释，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也逐步转向了强调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他首次承认，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流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如果有，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注：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242。）
        到了三十年代，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到“世界时间”的进程之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最终指向。同样，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作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著名的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维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我个人以为，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在，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讨论也以此为核心加以展开，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而革命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但两者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视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维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由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上。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从表面上观察，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拢的若干倾向，但细究其意，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特别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八十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直接结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梁启超提出来了，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从此以后，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注：60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如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仍指出现代化仍需经过：（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31-134。）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框架。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荡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主要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时间进化的态度。（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阐述，可以参阅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422-442，相关的评论可以参见汪晖：《现代性答问》，载《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3-40。）因此，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仅仅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涵义，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加以认同，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就像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性的制度分析法。（注：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200。又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31-59。）我想是否我们历史学界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