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传统史学昌盛的国度，这无疑是中华儿女可引以自豪的一份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的形成，固然与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史德、“国可灭史不可灭”[1]（p884）的历史责任感直接相关，但还有一个因素恐怕更为关键，那就是历史学的高度政治化。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2]（p6184）的名言，宋神宗为《资治通鉴》钦定书名并作序褒奖的典故，堪称为最显著的例证。历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有时甚至是利用），并非全然出自于历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更多的是缘于统治者的青睐。历代论史者，对于重视历史的政治家往往也给以赞扬。自古及今，人们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统治者懂得“以史为鉴”，就会出现政治清明、国家昌盛的局面。所以，“以史为鉴”从来是作为一个政治褒义词而使用的。
        然而，当我带着一种存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以史为鉴”确曾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更有责任去探讨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正面效用：前车之鉴，无言之师
             以史为鉴，取得明显的成效，有三个时期：商周之际、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新王朝的开创者，主动地、大规模地总结此前王朝兴替的历史教训，并据以全面调整统治政策及统治思想，最终建成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政权。似乎可以说，对“以史为鉴”的全盘肯定，主要是来自于对这三个历史时段的总结和概括。
             西周初年的“以史为鉴”，是以周公为中心而展开的，主要材料集中于周初诸《诰》。
              周公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并论证了统治者必须“以史为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3]（p398），是说必须以夏代和商代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周公对探究商代兴衰的原因，尤为着力。《康诰》针对商末酷刑滥杀之弊，力倡“明德慎罚”之说；《立政》则用两相对照的方式，总结夏桀、商纣和周文王、周武王用人政策的得失。《无逸》更是列举商朝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这四位哲王敬天、明德、勤政，最终导致政治昌明、安享长寿的事例，激励嗣王奉为楷模。他郑重叮嘱：“呜呼！嗣王其监于兹！”[3]（无逸）（p445）由于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成功总结，以史为鉴成为周文化中的光彩一笔。《诗经·大雅·荡》中有“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名句，而其点睛之笔则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p553-554）。此诗的作者，《诗序》定为西周末年的召穆公，推测作诗的动机是“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此说恐不足信。通观全篇，是分析商朝崩析、文王受命的史诗，与周室之衰没有半点纠葛，似乎倒与周初的背景相吻合。说它直接继承了周公的以史为鉴思想，当可成立。直到春秋之世，虽然号为礼崩乐坏，但“数典而忘其祖”[5]（p1373），仍为秉持周礼者所诟病，由此可见周公以史为鉴思想影响之至深至远。王国维先生对此即有佳评：“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覆教戒也如是……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6]（p143）
        其次，周公的“以史为鉴”，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还导出了对未来的警戒，这无疑是一种早期的忧患意识。周公绝不否定商人曾得天命，甚至多次赞颂商汤、高宗等商代英明君王，他认为商代亡于后期统治者“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成了商汤事业的败家子。商朝的悲剧，周人能否得以避免？周公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告诫嗣位周王，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3]（无逸）（p440、434），其实是借农事为喻，告诫后人当知开国创基之不易，不可一日贪图安逸。他甚至警告周室大贵族召公，周人重蹈纣王亡国之路的危险性，确实存在，“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3]（君奭）（p446）。即不敢肯定周国根基会永远得到天命所赐福佑，这实际是“天命靡常”的经典表达。要想保住天命免于坠毁，就要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后嗣子孙”[3]（君奭）（p447），只有让文王的德泽，在子孙身上得以延续，才能避免政权易手，天命鼎革。周公的敏锐与远见，确实使人敬服。
              复次，周公的“以史为鉴”，不仅着眼于立国治民的根本大计，还深入到某些重要的具体问题。关于前者，主要体现为改造商人的天命观而提出“敬天保民”之说，以及对“明德慎罚”思想的反复论证，从而成为“民为邦本”、“德主刑辅”这些中国古代重要政治理念的渊源。对此，治史者多有论及，本文无意赘述。关于后者，我愿以周公的戒酒令为例，稍加说明。在周公心目中，饮酒绝非仅是一种耽于安逸的娱乐方式，而是曾经决定着商周鼎革的重大契机，他说，商代前期的哲王，“经德秉哲”，“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其大小贵族臣工，也“罔敢湎于酒”，所以才有了几百年的商朝王业；而商纣王却贪酒失德，“惟荒腆于酒”，导致上下离心，酗酒不幸成为商人上行下效的习尚，“诞为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而西周王朝的建立，却是因为“克用文王教，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他要求周贵族以商人贪饮亡国为戒，制定法度，严禁周人饮酒，特别是对于“群饮”的荒唐行为，更须严惩，“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相映成趣的是，周公主张对那些简选进用的原殷商臣工，却不必厉行禁酒令，“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3]（酒诰）（p378、383），这种宽容的态度，是出自于尊重被征服者的固有习俗、减缓对立情绪，还是有意让被征服者继续湎酒以削弱其心志？如属后者，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统治权术了。对于周成王，周公也明加劝戒：“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3]（无逸）（p445）
              可以说，西周一代制度的完善及礼乐文明的昌盛，与周公的以史为鉴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孔子一语可谓定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7]（p56）
             西汉前期的以史为鉴，从高祖刘邦统一之业告成不久即已开始。肇其端者为陆贾，他对刘邦申说《诗》《书》的文化价值，受到刘邦的叱责：“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反唇相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历数前代兴亡之迹，说明逆取而顺守的道理。不学而有术的刘邦幡然醒悟，请求陆贾“试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及古成败之国”[8]（p2113）。陆贾为此而著《新语》，成为集中探讨秦汉兴亡原因的代表之作。稍后，则有贾谊《过秦论》以及晁错、贾山等人的著名政论，反复引用秦政之失为汉家说法设譬。他们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即“褒周贬秦”，把周制周文化奉为成功的楷模，而把秦制秦文化视为失败的典型。此番以史为鉴的结果，就是汉初在诸多领域的大规模损益、调适。首先，在政体方面，改秦的单一郡县制为“郡国并行”之制。对这一变化的形成及其评价，本人几年前曾论及[9]，不再费笔墨。其次，在统治方式上，“反秦之弊，与民休息”[10]（p3623），推行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稳定秩序、发展生产的治国方策。再则，在统治思想上，重新审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纠正秦人重法轻礼的偏颇。对此，我亦有专文讨论[11]，此处不拟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