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对两种效用的思考
           两种效用，都曾反复出现，其中原因，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至少有下述几种思路可供参酌。
        1.历史虽可作为借鉴的参照物，但却不能直观显示“借鉴”思路的正确与否。
        历史诚然不乏智慧，但它只能是一位无言的老师；历史确实饱阅沧桑，但它无法向求索者一吐衷曲。于是，后人关注浩瀚历史的哪类问题、从中得到何种体悟，以及据以做出何种决断，全在于鉴史者的见识与机缘，历史自身是全然无力干预的；而且，鉴史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历史也无法立即显示评判结果，而只能由未来的结局来昭告其后人，这正是历史的无情之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两种历史现象：其一，针对同一历史问题，处于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可以得出根本不同的“历史鉴戒”。即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而言，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各有所见，都在援史为说，似乎皆能言之成理。其二，已有定论的历史教训，后人却屡屡重蹈覆辙，似乎无法避免某种历史的宿命。晚唐诗人杜牧曾大发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27]。杜牧意在借秦警唐，用心良苦；但把后人重犯前人的过失，概称之为不知“哀之”、“鉴之”，则未免失之偏颇。即以唐代而言，贞观君臣们对暴秦暴隋之失，不是所论多多吗？看来，对于历史教训，即使是“哀之”、“鉴之”，也无法保证避免“蹈之”！历史鉴戒的时效性是如此鲜明，而“强制性”却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从这个意义说来，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以史为鉴”，都难免带有“托古改制”的某种色彩。
        2.鉴史者截取的历史片断不具有普遍意义。
        对历史经验的大规模总结，大多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后进行的。置身其中的君臣，即使是有以此前全部历史为鉴戒对象的主观愿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都以所取代的前一王朝为关注对象，耳闻目睹的沧桑巨变，最易于引发他们的研究兴趣。所以，商之于周，秦之于汉，新莽之于光武，曹魏之于西晋，隋之于唐，五代之于宋，都是“前事不远”，成了当事者眼中的取法鉴戒的全部历史。这种认识的错位，把“以史为鉴”实际简化为矫正前代之失。于是朝代鼎革之际，矫枉过正就成了常见的现象。一时的得失，成为一代王朝立制防范的依据，就难以避免产生片面性。
        3.鉴史者表现出“重德”与“尚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
            所谓“重德”，就是当政者认定前代亡国的教训，主要在于失德；作为继起者，必须注重道德教化的力量，认真协调好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君主为图国家的长治久安及身后的青史定评，对个人的逞威肆志之心，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克制；儒学化的官僚，则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现，以“耻君不及尧舜”的堂堂之阵，以前代典故为实例谏君匡失，可谓言出有据，底气十足，实际上是在君臣名份的约束之外，寻得了一种道义的、理念的支撑与屏障。从而使政治权力的运作实态，表现为在君主专制与君臣共治二端之间的游移变迁，由此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明。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以顺应民心为立制宗旨，才成为“以史为鉴”后的选择。这就是古代历史学家所歌颂的“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28]（p1029）。
            所谓“尚术”，就是把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主要归结为如何防范君权的旁落、如何避免中央对地方政府及地方势力的失控，为了达到这种“制衡”的目的，即便是国家整体实力受损和下降，亦在所不惜。其结果就是本文所称的“负面效用”。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事实决定了以史为鉴的不同结局。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事者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鉴史切入点，与他们的秉赋天性并无太多关系，而主要取决于他们所直接继承的历史遗产所昭示的当务之急。如果一个朝代，是因暴政而导致君臣离心、民叛其上而亡国，其继起者，必定会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总结，商周、秦汉、隋唐兴替之际，莫不如此。相反，如果一个朝代，是因外戚专横、权臣篡夺、武夫废立而亡，其继起者，则容易陷入疑忌心态之中难以自拔。这或许可称之为历史的印痕。
            客观地分析历史上的“以史为鉴”，我们必须承认，其中虽也有某些史学家借以干预现实的良苦用心，而使之成为时代风云的主要推动力，还在于政治家，或称之为统治集团。我用了一定篇幅，较为详细地缕述周公的“以史为鉴”，用心之一就是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西周初年，历史学尚未形成，而以史为鉴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甚至可以说，历史被充分政治化，是在系统的历史学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这是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无力左右的既定格局。
             历史，本来不外乎对往事的回忆与记载，它的本质属性是顾后而非瞻前。但自古以来，史家的主观追求，外界所赋予史家的责任，却都含有史学必须有昭示未来的功能，王夫之把它表述为“所以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29]（p350）。这是一种负责的追求和善意的期许。那么，历史究竟怎样才能胜任鉴往而知来者的使命？甚至追问一句，历史究竟是否具备这样的功能？在本文所论及的范围内，恐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负面效用”的出现？我认为，解答此类问题，至少应遵循下述两个学理：其一，人们确有能力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而不再局限于后人纠正前人的往复循环之中。其二，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即使是准确的，也只有置于背景相同的历史时段之内，才会有明显的鉴戒作用。质言之，前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传统格局未破之时，其鉴戒作用，应该不受质疑，所以精通经史即可为王者之师，确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大的格局既变之后，传统社会的历史鉴戒，对于现实世界的有效性，势必大打折扣。这或许正是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历史学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既然以历史研究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我也和许多同行一样，对所从事的专业不受社会重视的趋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如果出自于这种可以理解的“专业情结”，确实应该大讲“以史为鉴”如何重要，未来也不可或缺，等等。但是，心中的忧虑实在无法排解：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用回顾的方式去寻求对未来的启迪，是否有智力逐代衰退之嫌？对以史为鉴的价值是否应全面评估？
        【收稿日期】20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