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确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推行了一系列顺乎时势的新政，从而度过了开国之初的困难时期，成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唐初的以史为鉴，则主要体现为贞观君臣论治。具体史料集中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及两《唐书》的相关纪传。唐太宗李世民是此次讨论的核心人物。他以古史、特别是隋史为治国鉴戒的意识非常鲜明，与汉高祖不同的是，他不是在被动地接受来自政论家的古史说教，而是主动地制导着这一探索过程。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六年，编成《帝范》一书，意在给后世嗣君提供治国为君的法则，他在书前自序中言明“自轩昊已降，迄于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纵，博采史籍，取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指令重臣领衔撰修包括《隋书》在内的多部“近现代”史书，主要意图即在于引为治国龟鉴。尤为难得的是，他从史事中所领悟的治国之术，常能超出于他人之上，而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意义。如，他为了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声称愿以历史上的明君为楷模，也希望大臣以历史上的贤臣自励。他提出“自古草创之主，至子孙多乱，何也”的问题，与大臣讨论，房玄龄答以“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唐太宗则另有所解：“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罪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籍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耳。”[12]（p71）他还曾提醒大臣“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身。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12]（求谏）（p51）。对于跋扈违礼的大臣，唐太宗也曾引史以明警告，收到很好的效果。开国功臣尉迟敬德恃功自傲，曾闹酒扰乱皇帝举行的庆宴，唐太宗即对敬德发出严厉的警告：“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功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13]（p6099）敬德自此始知惧自抑，得保其君臣名份。
            唐初以史为鉴的讨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代史上当推空前绝后。贞观年间群臣对皇帝的进谏，几乎都是在引史为鉴的格局中进行的。特别是魏征、张玄素、马周等人的谏言，更是不避忌讳，常见切激。张玄素为谏阻重修洛阳宫之乾元殿，引秦、隋两代暴君之失为戒，当太宗追问“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之时，他毅然作答：“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12]（纳谏）（p61）马周所论，更具历史的洞察力，也就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撼人心扉的效果：“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14]（p6132）
            君臣之间，引史为鉴，以古讽今，蔚成风气，所论重点则在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定位与调适。关于前者，涉及君道与臣道、求谏与纳谏、选官与守法等主要内容；关于后者，则以舟水载覆之喻而广为人知。总体的认识趋向是君主的自省自戒与君臣和衷共济，是治国之本。因此，它对于造成唐初政治开明的局面，确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周、汉、唐三朝事实，说明“以史为鉴”，确有其一定的“资治”作用，这恐怕也是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的主要历史依据。然而，历史上还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必须修正对“以史为鉴”的简单化肯定。
        二负面效用：矫枉过正，防弊致弱
            从以史为鉴改良政治的愿望出发，最终却走上了违背初衷的归宿。这种历史悖论与尴尬，确曾反复地在不同层同上出现。如果从开国定制即造成了一代的被动局面而言，东汉、西晋、北宋初年的“以史为鉴”过程，最具典型意义。
           东汉光武中兴，政治举措颇多清明可称之处，但对政治中枢体制的调整，却成为后人讥议的重大失误。
            王莽以辅政重臣的身份篡汉的教训，给光武帝刘秀投下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15]（p1657）《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颇为尊崇光武帝的，却也不得不以遗憾的笔触发为史论：“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15]（朱浮传）（p1146）光武对重臣“三公”与近臣尚书之间的地位设置、权力分割，费尽心机，皆出自于防范之心。此种开国改制，对东汉一代政局之演变，影响极大，王夫之在论及宦官亡汉的原因时，就指出光武帝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窦宪缘之制和帝不得与内外臣僚相亲，而唯与阉宦居，非宪能创锢蔽之法以钳天子与大臣也，其家法有旧矣……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疑之灭德甚矣哉！”[16]（p456-457）
            西晋立国不久，即陷入内忧外患并作的困境，成为短命王朝之一。这一历史悲剧的成因固然很多，其中，对历史教训的片面认识，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西晋的宗室干政，源自对曹魏统治体制的根本调整。曹魏贬抑宗室过甚，“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17]（p591）。这正是司马氏以权臣篡国的现实凭借。但晋代魏之后，主客易势，却要极力防范他人篡夺了，于是君臣普遍认为必须改变曹魏的封王之制，其中以刘颂之言最为切直[18]（p1294）。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不久，就大封宗室27人为王。宗室诸王以参预朝政和出镇地方的方式，控制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宗室干政，成为西晋政制的一大特色。如此布局，固然可以防止他姓大臣心存不轨，然而却无法弭灭宗室内争所带来的亡国之祸，“八王之乱”终于把西晋导向覆亡之途。对这一段南辕北辙的“以史为鉴”，《晋书》的作者曾大发感慨：“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根本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盘石，或出拥旄节，莅丘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遂使昭阳兴废，有甚弈棋；乘舆幽絷，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庙丘墟，良可悲也。”[18]（八王传序）（p1590）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与混战，重建一统政权。统治者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免五代的地方坐大、武夫跋扈、置君如弈棋等引发社会动荡的局面的再次出现，以保证赵宋政权国运久长。所以，宋太祖召问赵普：“天下自唐季已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总结历史教训：“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9]宋初的制度建设，皆循此宗旨进行，从政权、财权、兵权等几个方面，收地方之权归于朝廷，进而收朝廷之权归于皇帝一人之手。如此改制，对内的控制确实成功了，但国家的实力却被削弱了，于是在对外兵争中，只能陷于被动。它的负面作用，到南宋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洞察无遗。叶适就明确地批评宋初立制“专务以矫失为得”[20]的做法，“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也。”[21]朱熹直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入，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22]文天祥亦发同感：“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然国势由此浸弱。”[23]他们的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即以北宋立国者自诩为“百代之利”的养兵政策而言，也是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力图避免“叛民”与“叛兵”同时出现，希望能使“天下狂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24]（P4799）。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事与愿违，宋代兵制却成了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承荷着巨额养兵费用；战事一起，素质低下的军队，根本无法履行其职责；士兵地位的低下又时常导致兵变的出现，其对政局的冲击，远过于民变[25]。
          “以史为鉴”的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东汉、西晋、北宋三朝立国体制之失，它甚至可以被专制皇帝作为肆意作恶的依据。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不讳言是在仿效汉高祖刘邦；他废止丞相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了绝对化，但却可以在“以史为鉴”的名义之下，说得冠冕堂皇：“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汉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26]（p372）读史至此，不得不使人感慨：多少罪恶，原来可以借“以史为鉴”之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