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摒弃其基本反思方法和创新意义的借口。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产生似乎有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和背景，是现代化已经实现之后的一种反省途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行过程之中，而且这种过程的合理性认证是历史上经过长期奋斗和阵痛才得以确认的一种结果，在这种认识的笼罩下，似乎一旦吸取了“后现代”的论点，就是对这种奋斗结果的一种否定。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似应注意把现代化过程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认识这两个层面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对现代性多种复杂面相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反现代化论者，而更有可能是现代化弊端的忧虑者。就国内史学工作者而言，如果仅仅满足于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相应的描述和论证，以为资治之鉴，而忽略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各种复杂性进行反思，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宜把“后现代”取向仅仅看作西方社会内部才有必要作出的反思姿态，而应视为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切身相关的一种方法论选择。
        我们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运行的过程之中，似不应考虑所谓“后现代”问题，似乎所有有关“后”现代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无关。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具有相当本土化的处境意识，实际上仍是不自觉地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尺，因为现代化道路是西方社会经过内发型发展演变而成的，它以西方标准昭示出的表面化的“必然逻辑”，实际上并不必然应成为普遍化的标准，而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命题。当西方人已经积极反省现代性的后果时，我们自身却还在笼统地以乐观认同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取代对现代性复杂历史面相和扩张过程的反思，而很少考虑到现代化作为一种体制和观念进入中国后内化为一种带有必然性支配色彩的主观选择时，是伴随着传统衰竭与消失的阵痛而取得其霸权地位的，现代化意识是一种通过权力加以训练的结果，对这种霸权机制在中国形成的复杂结构视而不见，而仅仅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简单姿态去赞美性地表达对其发展的认同，恐怕不是历史学反思的惟一使命。
        八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方法开始较为广泛地进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其各种转型方法的争议也成为部分学者讨论的话题，但总的来说，中美学者的研究仍处于相互隔阂的状态，国内史学界也并没有通过对话和讨论使美国中国学的一些有益方法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积累性前提。美国中国学是在西方内部对中国进行观察的产物，尽管地方史研究兴起后，美国学者极力仿效和逼近中国人的经验感受，同时又力求用现代社会理论的方法来描述这种感受，这本身就体现出了相当矛盾的状态，其对西方社会理论概念的移用引起颇多争论，也是这种困境的某种体现。然而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内史学界尽管在借鉴其基本思路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但其在学科交叉基础上尝试把社会理论“中国化”的实验仍是值得称道的。国内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有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在各个具体领域中，课题设计和史料梳理都呈现出了多元繁荣的局面，可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仍形不成具有规范意义的认识框架，采取的基本方法仍局囿在政治史、事件史的影响范围之内，比如一些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项目仍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分析，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社会的底层，只不过比原来政治叙述多了一些文化和社会的观照面相而已，比如原来研究戊戌变法只关注康有为的政治观，那么文化史开始流行以后，往往大家又都去注意康有为的“文化观”，仿佛多了一个维度，文化史研究就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是，如果我们的文化社会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对政治史、事件史框架的拓宽式叙述，却形成不了类似美国学研究中中层理论的概况能力和认识立场，那么我们自身知识积累意义上的规范能力，以及与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如余英时先生始终坚持“内部研究”的立场，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沿袭脉络，就需要从思想的内部转变中寻求资源。（注：参见余英时：《论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自序”，三联书店2000年版，页1-10。）九十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内部研究”虽然并不否认“外缘因素”如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而没有凸显学术与思想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权力因素所塑造和建构的复杂态势，因而毕竟难以回应现代性问题所造成的挑战。中国当代学术史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国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注重学术思想传承脉络的梳理，这对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民族精神的诠释当然有极大的贡献，但“国学”方法的阙失也是十分明显的，即缺乏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趋势的合理性解释框架，特别缺乏对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辐射圈之后，其在现代性境遇中所表现出的演变态势的分析工具，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有效转化为我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本土资源。近些年来一些国内学者试图尝试借用一些社会理论概念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如利用“公共领域”的概念诠释商会和清代习惯法的作用，（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学者开始用“话语分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的扩散过程，及其对近代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注：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些尝试一方面是一出现就形成广泛的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尝试的人数量稀少，讨论的问题无法形成广泛的“知识共同体”和交叉互动的态势，从而使这些概念的移植远远缺乏规范能力。
        应该承认，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人类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等等仍是极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西方中国学中受人类学影响的地方史研究路向最近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更加注意区域传统在近代所受外在环境的制约，就体现出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复归趋向，其复归也可和学术史脉络中的“内部研究”途径相互构成优势互补，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偏于国学思路的学术史研究似更应向广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开放，特别是向文化研究方法中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开放。（注：简家欣：〈九○年代台湾女同志的认同建构与运动集结：在刊物网络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号，页68。）“社会建构论”认为，每一种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都是论述与话语互动造成的效果，其中都有一个复杂的论述建构过程，而个别行动者的话语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简单外现，而是一种人际网络关系的言述与表述。社会建构论强调主体与权力支配的关系，如果与政治经济学的外缘因素的考察和“内部研究”的思想史梳理相结合，同时又避免两者过度强调“外力”和“内生”的极端倾向，当会为社会史研究拓展新的气象。
        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不仅应该体现在对现代化运动提供历史的借鉴和说明，同时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现代性现象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从而增强自身的反思能力，历史研究的这种“双刃剑”功能也是对传统历史学资治功能的一种发展。美国中国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当年费正清时代服务于冷战实践的对策性研究阶段，而具有了相当多元的反思解释能力，其中层理论从“冲击-回应”说到“后现代”模式的递进式演变，表面上是在论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实际上已经对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历史问题形成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性解释，以致于每一个核心概念的阐释都标志着中国研究方法的深化。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内史学界能更多地在规范性概念上形成富有特色的解释传统的话，那么肯定将会有效地增强我们和国际中国学界的对话能力，最终形成取长补短的优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