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九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景观还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方法论阐释的影响方面。“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对以往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释传统提出反思性批判，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追溯其起源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把历史过程碎片化，并重新加以拼贴，以便击破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定。（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概要评述，可参阅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4-17。）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和对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的批判，在九十年代初也开始波及到美国中国学界。其实早在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时候，柯文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发生了怀疑，他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强调：“个人直接经验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转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因此，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彩的特性重建过去，不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44。）在其近著《历史的三个基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柯文把“义和团事件”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意义分离出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讨论，柯文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和作为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历（包括旱灾与洋人来华、集体降神附体、谣传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前、1920年代反帝国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面临的解读境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在柯文的眼里，“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注：柯文：〈以人类学观点看义和团〉，《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又参见其Paul A.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这与国内学者一贯强调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社会构成与源流追踪，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的研究途径大为不同，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后现代”取向。
        在文化史研究中，艾尔曼也曾经作出把清代历史“碎片化”的尝试，他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兴起的原因时，明确否认其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时使用今文经学方法之间存在着任何渊源关系。他指出，那种把常州今文经学视为晚清变法之先驱和源流的看法，恰恰是堕入了现代化论者设计好的圈套，因为现代化的设计者总是把原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事实有意串接起来，构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目标作注解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从而形成了人为的历史神话。（注：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后现代”思潮的反现代化逻辑在美国中国学界尽管尚处于边缘的状态，然而近几年以“后现代”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却频频获奖（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贺萧的《危险的愉悦》、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等分别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说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如果视其为继“市民社会”研究方法大讨论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争议高峰似不为过。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刊物《现代中国》（Mdorn Chine）就发表了有关何伟亚《怀柔远人》争论及“后现代”史学方法讨论的专号，专号中所收文章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极端者甚至认为，既然无法判断和衡量历史事实的客观程度和价值，那么，“史学”和“文学”的界限都有可能趋于模糊。（注：Frederic Wakeman.Telling Chinese History,Modern China,April 1998。）
        另一派则认为，“后现代”思潮置基本史实于不顾的纯粹主观态度，是对学界严谨风气的一大损害。（注：Joseph W.Esherick:"Cherishing Sources form Afar",Modern China,April 1998。）尽管争议的风烟至今尚未消散，我们仍应该承认，无论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使应用其方法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处于怎样的偏师地位，但其切入历史的极富个性的姿态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且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应极具启示意义，但要合理地吸收和评价这种取向和方法，至少需要澄清两个误解，其一是认为“后现代”方法是一种纯任主观，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性写作。事实上，“后现代”方法呈现出的取向虽然拒斥对规律性问题的探究，却并非不重视史料的开掘与使用，而是可能恰恰相反，更加注重史料的类别化和多元化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在主流史学界恰恰被忽略了，或者是仅仅被认为具有边缘化的特征而已。这当然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演进的独特判断有关，如福柯在作监狱史、性史和疯癫史的研究中发现，本来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可能恰恰是洞悉探索资本主义权力机制运作的最核心的资源。（注：关于福柯理论的简要评述，可以参看阿兰·谢尔登：《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故而使用“后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虽在史料文本的阅读上时或引起争议，但在史料类别的多元拓展方面，其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贺萧在研究上海色情业的著作《危险的愉悦》中，已把史料的搜索范围延伸到了一直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导游手册、街头小报和侦讯记录等等传统史料学无法归类的文本上，至于解读史料的方法倒是素来就有所争议，完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似不应成为否认其重视史料多样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