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界八十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地方史研究也逐步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方法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而不是从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受传统社会学影响的“社会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这一取向在中国人类学家之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注：参阅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如周锡瑞曾经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渗透进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即使在城市研究中，一些早期作品如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姊妹与陌生人》和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天津工人》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如杜赞奇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和贺萧的最近作品《危险的愉悦》，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现，寻求本文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治经济基础。
        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同样看到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他指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载《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但是，“文化研究”所导致的主要问题是从强调现实是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强调现实是由文化与符号构成的观点，由于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模式的影响，突出导致了把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对权威话语自身的争夺、控制与实施，或者想象出国家和资本主义中的精英分子操纵了话语权力的运作，至于这一过程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实践兴盛，而其他却趋于衰亡，却没有人乐意去寻求答案。所以，单纯建立在话语--权力架构分析之上的文化史研究，无法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一条独特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载《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文化研究的兴起当然与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话语的衰落趋向有关，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六十年代以前的革命研究如韩丁的《翻身》等基本上是在表达与美国政府官方的对策性研究相对抗的左派立场，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强调为革命实践的现实主义主题服务的历史研究取向有关，两者存在着潜在的呼应关系。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对革命起源的探索退居幕后，各种地方史、文化史的兴起恰恰呼应了“中国中心观”倡导的基本题旨。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怀念五十年代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者如德里克等开始纷纷呼吁向革命史的传统解释路径复归。（注：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号，页141。）
        尽管如此，大家似乎仍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的基本方法和命题是无可回避的，完全向传统社会史复归也已不可能，社会史研究即使有趋于复兴的迹象，也必须建立在整合文化史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复旧。美国中国学界形成的地区研究传统，其对某一阶层和地域历史形态的细致分析，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空间研究提供了相当雄厚的阐释资源，特别是使原来属于宏大叙事的革命史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最近译成中文的研究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沈定一经历的著作《血路》一书，就反映出社会史研究中对革命过程解释的复兴迹象，但这种复苏显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地区史研究的人类学导向，而是试图把“区域研究”与在革命年代实施广泛社会动员的背景下超越地域界定的革命者身份角色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萧邦奇分别考察了沈定一在上海、杭州和衙前三个不同场域中的活动情况，用近乎白描的方式叙述了沈定一的革命身份与不同场域人群活动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力图把对革命时期社会动员的跨区域解释与个人遭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把地区史研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巧妙地加以结合，既体现了“区域研究”对基层社会微观场景的关注，同时又通过作为沈定一活动背景的三个场景的交错呈现，试图跨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对社会变革运动解释的限制。（注：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史”研究成为“新革命史”阐释导向的一个十分必要的中间环节，而不是革命研究的对立物或舍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