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
        关于历史的定义和对历史学功能价值的认识，直接关系历史评价的标准。出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1]（P28）和“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2]（《温国文正公集》卷57《谢赐资治通鉴序表》）的目的，把历史当作皇帝的教科书和官僚的教科书，必然持正统论和忠奸论的评价标准；视历史为阶级斗争，必然持阶级论的评价标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衡量历史和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是不相同的。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最终的一成不变的结论，只能用相对比较进步的历史观来指导当前历史研究的实践。
        什么是历史？仅说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或“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卡尔·贝克），“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胡如雷），似嫌空泛。应该允许有不同学派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多种回答。经典作家和中外学者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119）这一观点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与意识的展开和自我实现过程，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类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自我认识的追求。列宁则说：“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4]（P139）还有诸如历史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集体记忆，历史是人类心路历程的纪录，历史是人性科学，是理性的来源，是社会进步的轨迹等等，都能在不同层面上阐明历史学科的特性和价值，遵循这些思路，都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至于全面的历史，是一种美好的追求，相对而言的目标，哪一部历史能完全彻底地做到全面，一览无遗而没有片面性呢？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越来越被社会重视。如今写历史，应更多关心人的命运，以前更多关心的是政权的命运，应该对自己瞩目的焦点有所调整，对评价历史的标准也应有新的思考。
        二、历史评价
        要不要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乃至整个时代作评价，史学家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中国鉴戒史学的根深蒂固传统形成了重视历史评价的风格。鉴戒史学的传统，便是朱熹所说：“《春秋》大旨……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5]（《朱子语类》卷83）所以朱熹认为读史的着眼点在“大伦理”，“大治乱得失”。[5]（《朱子语类》卷1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作者司马迁认为史学的功能是“述往事，思来者”。[6]（《昭明文选》卷41）撰《三国志》的陈寿的治史原则是“匡君正世”，“辞多劝诫”。[7]（《晋书·陈寿传》）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8]（《资治通鉴·进书表》）留下《唐史论断》的孙甫强调“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9]（《唐史论断》卷1《唐史记·序》）王夫之认为史学的价值在“述往以为来者师”。[10]（《读通鉴论》卷6）古代史家的上述观点，一以贯之，都十分看重史的鉴戒作用。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和彰善瘅恶，褒吉惩凶，正是唐高祖、唐太宗等对史学功能的定位。由是培养起来的传统史学重价值判断的习惯，哪怕是微言大义，总要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作出评价，一定要明辨是非曲直、善恶好歹，作出肯定否定的褒贬结论。
        日本史学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史学很不相同。许多日本历史学家只重视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叙述，十分勤奋地直到努力把事实搞清楚为止，至于评价，认为是不必要的。这或许和许多日本人只崇拜成功，不愿多纠缠于善恶是非争辩的思维方式有关，因此从不背历史包袱，显示出日本人重利益的务实作风和中国人认为名义至重的务虚作风间的差别。日本学者不时表露出对我们花那么多口舌和笔墨去争辩历史评价的做法的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凡属国家行为的事情，不应追究个人责任，这观念必然淡化了作历史评价的意义。两种治史办法孰优孰劣暂不讨论，先依中国史学的传统习惯，比较研究各种流行过的评价标准。
        三、历史评价标准
        传统的历史评价理论有正统论、忠奸论、成王败寇论、道德论、气节论、统分论等，近年流行的有阶级论、生产力论、规律论、动机效果论、正义非正义论、当时当地大多数人意志论等。相应的结论有功过论、肯定否定论、三七、二八开论等，影响临终时的人们最后还要关心身后将如何评价自己，表示希望给一个三七开的基本肯定评价，失意的则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自慰，正可见历史评价影响之深入，至死让人耿耿于怀。
        上述各种评价理论都有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有史以来陆续产生的种种历史评价理论和习用的评定标准是否可取，大家莫衷一是。因而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这历史评价标准常常是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间断的讨论，旨在解决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作评价的理论问题，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普及。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83年总结史学论争时，专有一篇归纳了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各种意见[11]，不难看出五六十年代以后史学家们在左的思潮压力下谨慎探索的辛苦。因为被“文革”干扰和中断等原因，讨论未能得出使大多数人信服的结果。虽多有史学权威作着种种原则的规定，如翦伯赞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2]，实际上让人不得要领而无法贯彻。“左”的影响大，观念上的混乱至今需要澄清。空洞的整人的理论泛滥以后，人们普遍降低了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这里想旧话重提，先逐一分析以往的主要理论，再提出如本文标题所示的我的意见，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