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统论按正统观念评价历史的理论，关心的是血缘和政权传承的合法性。显然这是自周公以来确立嫡长子继承法以后，为有利于政治稳定创造的理论，借之排斥鞭挞一切非正统的篡逆行为。然而中国又不同于日本天皇制度万世一系，秦汉以下，嬴刘曹马各姓皇帝轮流坐庄，经常不断地改朝换代，纵有五德终始理论和禅让程式的粉饰，究竟谁代表正统，常常是说不清的。比如曹魏被视为“汉贼”，可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在自家侄孙受禅建晋时，却表示自己至死要做“大魏的纯臣”。显然曹魏已是他心目中的正统。而当十六国与东晋对抗时，王猛给苻坚的遗言中又称东晋承正朔是正统所在，希望苻坚不要图谋晋地。以后朝朝类此，按正统论观点，一会儿被否定，一会儿被肯定。所以历来正统所在和人们的正统观念都是变动的，正统不过是权力争斗中打的王牌，不能成为历史评价的准则。
        2.忠奸论这和正统论有联系，以正统王朝真命天子为轴心，以对他的顺逆向背为忠奸来判别是非，定人的好坏。这标准和正统论一样，在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时，人们往往陷于一个历史是非的怪圈中而迷惑，无所适从，究竟谁为忠谁为奸无法判别。如果忠奸是对国家民族而言，忠于祖国，不当汉奸，当然可以是一种历史评价的标准。但在皇帝时代，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君主代表国家，崇高的爱国精神被忠君思想亵渎，忠奸实际上讲的是对皇帝的顺逆，不能成为历史评价的标准。况且忠奸论总是导向盲从愚忠而不给人正当行动的空间，制造过诸葛亮、岳飞等许多历史人物的悲剧，而无助于历史的进步。魏徵就看透了这一点，有了愿为良臣，勿为忠臣的觉悟。[13]（《旧唐书·魏徵传》）
        3.统分论是以对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态度为准则评价历史的观念。这不无道理，大一统确曾给中国历史带来过辉煌。自秦统一以后，大一统观念被上下各阶层的中国人普遍接受，每一个大皇帝莫不把混壹四海，一统天下作为己任。但它又不全是道理，会简单化地否定分裂时期的历史进步，并且不考虑统一的代价。中国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统一王朝的僵化保守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时，这个没落的王朝连同统一的躯壳均被打破，在分裂竞争中孕育出新的发展契机，水到渠成时，再实现新的统一。中国历史有一个和西方许多国家不同的特点，分裂的各方一般都继续承认自己是中国，互相竞争正统地位，暂时的分裂从未中断中国的历史和使中国消亡。所以分裂并不就是落后倒退，统一也要看是否符合“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14]（P554）的原则，还要看统一的代价。虎狼之国的暴秦用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40余万的办法平六国，尔后搞焚书坑儒和制造骊山徒70万，把全国搞成大监狱，人文环境极度恶化，这样的统一，是否该作为千古伟业来颂扬，恐怕要重新考虑。这样迳统分作为历史评价的绝对标准，是过于简单化了。尚钺早就指出：“不应该称颂一切时代的一切统一”，要看统一对社会现实起什么作用。[15]历史的经验是，在具备统一条件时顽固坚持分裂，是历史的罪人；而若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强行统一，带来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和历史倒退，同样是历史的罪人。比如苻坚打淝水之战，想“混六合以一家”[7]（《晋书·前秦苻坚载记》），结果打掉了王猛帮他开创的北方已统一的大好局面，再度分裂混战，自己也身死国灭，造成“一场民族灾难”。[16]
        4.成王败寇论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解释历史，过分功利主义，其浅薄还在于借成败来判断谁天命攸归，并编造许多祥瑞故事来附会。但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太多的偶然因素和非人为因素造成历史活动有成有败的不同结果，成功无一不有无数失败的积累才实现的。为历史的进步而前赴后继承受失败的英雄，是可歌可泣的。历史上的人们如果都是知道有成功的把握才去做，就不会有做大事的人了。所以成王败寇论不仅浅薄，而且有害。司马迁的《史记》尚且把乌江自刎的项羽写入本纪，与秦始皇并列，把造反失败的陈胜写入世家，与孔子并列，他并不小视这些奋斗过、失败过的人物，可惜后来的官修史书堕入成王败寇论，把这个传统丢弃了。
        5.道德论和气节论道德和气节是社会应崇尚的，应该高扬人的理性和人格尊严，以求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自身也得到完善发展。但在历史运动中，气贯长虹的高尚往往不敌能起杠杆作用的恶的肆虐。参与历史较量，真正起作用的既然往往是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而不是道德气节，自然也无法用道德气节的评价来论定历史了。
        6.阶级论随着原始公社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彼此对立的阶级，因此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在阶级社会各种矛盾斗争的迷离混沌状态中发掘历史底蕴的指导性线索和了解全部历史的钥匙。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特征和进步。问题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当作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依划定的阶级成分来判断历史人物的进步反动，犯了过于政治化、简单化的错误。这不免会把做皇帝当成朱元璋“严重的罪恶”，坠入诸如朱元璋如何一天之间从一个贫雇农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堕落成为地主阶级头子，由革命动力堕落为革命对象的困惑。此论和气节论结合，给起义农民安排的唯一出路是死路一条。“唯一可以全名的办法就是牺牲……如果失败被俘而稍有可供指责的口实，立即会被打成可耻的叛徒；如果战争胜利而当了皇帝，也还是背叛了本阶级。似乎农民的最高尚的目标就是去死。”[17]虽然阶级论者多作上升时期和设落时期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区分，想摆脱困惑，但处在上升阶段，即为先进阶级，处在没落阶段，即为反动阶级的评论，未免武断标签化，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但制造唯成分论、血统论的灾难，付诸实践，会在国内制造新的社会等级、社会矛盾，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制造混乱。
        7.生产力论生产力的进步无疑是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创造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追求的条件，也开辟了创造更高社会文明的前景。更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新的生产关系战胜旧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单纯从生产力考察来作为历史评价还存在诸多问题，因为还有分配问题，效益和后果问题。如果社会分配不公，生产力进步并不能带来全社会成员生活的普遍改善。生产力进步还应该看中时段、长时段的效应，只看短时段的成效，往往后患无穷。比如过度的放牧和砍伐，不适当的围湖造田和山地垦荒，小煤窑、小造纸厂的遍地开花，虽然可能造成工农业生产值一时的增加，但会造成草原森林植被和水系的破坏，水土的流失，资源的浪费，付出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让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脏水，多了病，短了命，就不仅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多年前单纯生产力观点下产值经济指标的追求，使我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华而不实的增长数字，并没有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的切实提高。这教训提醒我们，对历史上生产力的研究评价要有一个科学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标准，要特别关注环境效益。
        8.规律论这是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来判断历史活动是非的标准。要顺乎历史的潮流，道理是不错的，问题在可操作性。一是如何比附规律，具体如在中国何时发展资本主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何时发展资本主义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恐怕是很难确定无疑地论断的。还有如何认定规律的问题，规律必须是在同样条件下重现的，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情况千差万别，都按各自特色走着自己的路，恐怕很难找出多少各国历史实践证明是全都遵循的规律，供我们用来框架历史和评价历史。
        9.动机效果论论者主张用动机效果统一论来评价历史，而此论恰恰是立足于动机效果分裂来立论的。一方面为动机好效果不好开脱辩护，反过来，对效果好的往往以动机不好加以贬抑。这理论显然与难免形而上学的阶级论有关。对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不能不肯定的历史活动，一定要以客观上如何如何当自己立论的保护伞。比如说隋炀帝开运河，主观上是为游玩，运河的巨大意义是客观上冒出来的，与隋炀帝无关似的。试问人类活动哪一项不是由主观意识支配，能纯客观的？在历史评论中费心费力地把问题剖分为动机效果两个层面去作羞羞答答的纠缠，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智力资源浪费。不是说动机与效果背离的情形不存在，而是说这种小心翼翼的动机效果论的考察，往往使历史研究落入俗套而没有实质意义。
        10.正义非正义论追求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考虑到恶的历史作用，是否正义很难成为评价复杂历史运动的基本准则，况且社会正义如何能真正改善民众处境而不被少数上层人士玩弄，也是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无不巧鼓舌簧，披上正义的画皮，即如“四人帮”倒行逆施均冠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所以单凭嘴巴上和旗帜上的正义来作评价，很少不上当的。
        11.当时当地大多数人意志论[18]吴晗提出的这一标准走了群众路线，大多数人的看法理应在大多数场合会是比较符合实际因而比较合理，但这标准含意模糊，而且历史上人们的意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认识。看过二战中一些法西斯国家民众的反犹太活动和“文革”中集体无意识疯狂，我们知道这大多数不一定可靠。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群盲被愚弄蛊惑成为统治者的应声虫，并不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是到反思时才后悔。民众在很多的时候忘记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所以历史问题的评价不能靠表决，依多数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