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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难,开路更难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殷都学刊》 李维明 参加讨论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这在今天已经是普通的历史常识。然而在20世纪初情况却远非如此,有关商王朝的历史因被置于文明社会之前而处在一片迷雾之中。继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将盘庚迁殷以后的商史确证为信史之后,1952年郑州“亳墟”的发掘为补齐盘庚迁殷以前的商史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邹衡先生及时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运用考古学理论方法,倾毕生的精力创建了商文化编年体系,这一前无来者的学术成就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铺平了道路。
    一、机遇与挑战共存--初涉商文化编年
    1950年秋天,郑州市一位小学教员在二里冈一带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952年秋天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副博士研究生的邹衡先生作为50级本科生辅导员被派往河南洛阳后转而参与郑州二里冈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1955年春天。正是这次机遇使他走上了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征途,直至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
    邹衡先生拟定的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就是要解决当时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问题。虽然,1954年已有学者推断其早于安阳小屯期的意见(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年),但缺少详细的论证。要想科学的确认二里冈商文化遗存在商文化年代体系中的位置,就必需运用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标尺加以衡量。而当时学术界除董作宾的甲骨分期研究和李济对一些殷墟出土器物进行类型分析研究外,一直到1955年未见有关殷墟文化分期研究成果问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意味着除了自己去创造以外,没有现成的分期编年可以利用,这对于当时只有20多岁的邹衡来说,无疑是面临一次严峻的挑战。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1950年以前有关殷墟发掘的全部资料都存于台湾,大陆学者很难看到和使用;另外就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当时无从借鉴。事实表明前代学者不乏对殷墟文化分期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已经着手对其中部分文化内涵做了一些分期研究工作。然未能如愿完成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器物与器物群,器物群与地层缺少有机的结合,甚至相互脱离。邹衡先生以田野考古实践经验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确保他在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免于重蹈覆辙并超越前人有所建树的重要原因。运用考古学方法来解决殷墟文化分期的思路一经确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研究成果中所见单个器物回归原生地层,以原生地层单位为媒介缀合出器物群的共存关系,从中找出主要器类的演进规律,把握阶段性特征,寻找出对殷墟文化进行初步分期的科学依据。邹衡先生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琢磨出前人有关殷墟研究著作中出现的小屯出土地层单位代号的含义,继而将李济先生著作《殷墟陶器图录》中发表的陶器按编号归入各自原生地层,从而建立了几个典型地层单位,再与石璋如先生《小屯的文化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等著作中有关殷墟地层关系相联系,终于找到了几组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依据,据此摸索出殷墟文化陶器群中主要器类的横向共存关系和纵向演进规律并将殷墟文化陶器群初分为早、中、晚三期(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3期),代表了自盘庚迁殷至商亡国273年的历史。这一成果后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取得的考古新材料和分期研究成果的印证和支持。殷墟文化陶器编年一经确立,郑州二里冈商文化遗存相应年代早于殷墟文化遂成定论。这一学术成果不仅为殷墟文化找到了来源,将以往人们对于商代历史的认识提早了几百年,同时也为夏商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二、不畏险阻奠基石--再建殷墟文化编年
    自50年代初步完成商文化编年之后,有两个因素使邹衡先生对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并不满足: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又增加了新的材料,为殷墟文化编年的进一步划分提供了可能;另一个则是从文化分期的全面性考虑,因为已经取得的殷墟文化初步分期成果只限于在遗址出土的陶器中进行。虽然由陶器本身易损性决定了其对时代变化最为敏感,因此在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中陶器分期往往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陶器毕竟是文化内涵中日常生活的代表,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青铜器、甲骨卜辞、王陵和宫殿基址与陶器编年的相应年代关系是一个必须考虑并予以交待的问题,即作为商文化编年研究标尺的殷墟文化分期只有解决了主要文化内涵相应年代关系,才会因具有多种衡量功用而趋于完善,才更具科学性和普遍性。否则就难以对殷墟文化内涵有一个全面联系的认识,商文化研究也因编年不健全而影响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为了确保商文化研究有一个稳固的编年基础,邹衡先生再次潜心于殷墟文化浩瀚的资料海洋之中,在已经取得殷墟文化分期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殷墟墓葬、甲骨和青铜器等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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