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商文化编年体系创建的意义
    1.为夏商文化研究树立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年代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回顾夏商文化研究的历程，几次重大进展都与对相关年代新认识密切相关。如郑州二里冈商文化发现伊始，很快即被学术权威认定为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这一判断是以郑州商文化发掘与研究刚刚起步，相关文化编年尚未完善为背景作出的。当邹衡先生全面创建了商文化编年体系这一年代学标尺以后，将郑州商文化置于其中考察，很快就发现从商王仲丁迁隞到河亶甲迁相，以其间仲丁、外壬两王所历几十年时间难以承担长达数百年的郑州商文化编年，唯有将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甚至成汤以前的若干位先王纳入其中才能充满郑州商文化编年的年代跨度，这是促成邹衡先生摈弃“隞都说”，另立“亳都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夏商文化研究因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面貌大为改观。尽管日后有学者依据新材料对商文化编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化和补充，但所做编年工作大体上在邹衡先生商文化编年体系框架内局部进行。直至今日，邹衡先生所创建的商文化编年仍以科学性和完整的体系性被学术界奉作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进行衡量的标尺，对于夏商文化年代研究发挥指导作用。
    2.找到商汤“亳墟”。商王朝建立后第一个首都--“亳都”所居地望，至少在汉晋时期就频生歧议。相继有“尸乡偃师西亳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条尸乡班固自注、《书·胤征》引郑玄）；“亳城郑地说”（《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服虔、《国语·晋语》韦昭注、《左传·襄公十一年》杜预注）；“济阴薄县北亳说”（《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条颜注引臣瓒语）；“谷熟南亳说”（皇甫谧《帝王世纪》）；“京兆杜县亳说”（《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曰）。自宋以降又添“垣县亳说”（《太平寰宇记》河东道·绛州·垣县条）和“内黄亳说”（《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大名府汇考）。经历代学者考证涉及河南偃师、郑州、商丘，陕西长安、山西垣曲、山东曹县、安徽亳州等不同地域，诸家各执其词，莫衷一是，是非难辨。
    所幸1956年在郑州商城遗址北部、东北部成批出土了东周时期的陶文，邹衡先生和学术界同仁相继从中释出“亳”、“亳丘”（即“亳墟”），这一重大发现说明至少在东周时期此地仍被称作“亳”。至此，郑亳说继得到郑州商文化编年胤证之后，又添古文字硬证，同时与这一时期有关历史事件联系亦不矛盾；相比之下，其他诸说或属误传，或与考古实际不符而难以成立。历经千余年有关成汤“亳都”地望的学术纷争从此趋于平息。
    3.追寻商文化源头。商族与商文化的发祥地是我国商史研究与商代考古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虽经历代学者不懈努力探索，却因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西、北京十分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如哑叭庄型遗存、后冈二期文化、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东下冯类型、尸乡城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而难以着落。症结在于有关探讨缺少坚实的考古学文化支点。
    邹衡先生用“从已知求未知”的方法，以已知的殷墟文化为支点推出郑州早商文化，再以郑州早商文化为支点向前追寻，终于发现分布于豫北－冀南太行山东麓的夏代考古学文化与郑州早商文化具有明显的渊源承继关系，从而于1980年正式将此类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并依据地域特点将之区分为漳河型和辉卫型，这样商人的老家从考古学上最终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一支科学的商文化编年体系作为坚实的支点，有关商族与商文化的起源问题不知何时才能解决。
    4.确认“夏文化”。虽然我国历代学者普遍相信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以前还存在着一个夏王朝，并且一些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考订夏王朝都邑地望，然进展相当艰难。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所依赖的文献非常简略、零碎且全属后人追记，不能据此直接确认夏人的遗存特征。于是另有学者寄希望于在中国刚起步不久的考古学，将有关文献记载与已经发现殷墟文化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简单比附后，提出了仰韶文化或者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论断。这些探索夏文化的尝试尽管在今天看来都难以成立，但毕竟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将古代文献与考古学结合起来探讨古史迈出十分重要的一步。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大体建立，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学术界已经有人将当时发现的“洛达庙类型文化”（又称“东干沟文化”，即以后统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视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线索，1959年夏由徐旭生先生领导的豫西晋南夏墟调查的最大收获在于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二里头遗址（1962年夏鼐先生正式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即日后所称“二里头文化”）。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学术界最初最有影响的见解是将其定为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作为“汤都西亳”与郑州“隞都”相呼应。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冈召开的第一次夏文化讨论会，才由于邹衡先生依据位于夏人活动地域内的二里头文化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商文化之间且文化面貌又与两者有很大不同，首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学术观点的提出而被打破。从此以后，经过长达20年的商讨，这一学术观点最终因经受了考古实践的检验于1997年冬在河南偃师召开的“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上被学术界绝大多数同仁认同。二里头文化被确认为我国历史上夏文化遗存，使夏史与夏文化探索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此关于我国国家与文明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终于从科学意义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5夏商周分界界标与年代断限。邹衡先生所创建的商文化编年体系在夏商周编年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其显示出的夏商分界线与商周分界线具有年代分界和文化分界的双重意义。这两道分界线科学的划定，对于有关文献可信程度的甄别和为自然科学测年技术提供可靠的标本至关重要。历时四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邹衡先生所创建的商文化编年体系在夏商周考古学年代学研究领域里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科学的商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那么早商文化也许还未认识，夏文化、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更无从谈起，所谓夏商周年代学探讨也就失去立足的根基。
    6.治学精神启迪。如果说邹衡先生集数十年辛勤劳动拓建的商文化编年体系是为人类科学文化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那么能够支撑着他不畏艰难困苦，勇攀科学高峰的治学精神则是值得后学借鉴的精神财富。从他经历的学术道路上可以领悟到成功的秘诀在于以追求科学与真理为己任，坚持作到：
    不惟上。即表现为对科学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不是惟上级意志是从，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灵魂。邹衡先生直到退休没有作过官，但从不以人微言轻而不为。如今天能够为世人瞩目的北京琉璃河燕国始封地和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其发现、发掘与保护成果都无言的记载着邹衡先生当年作为一个普通的考古工作者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与某些领导抗争的结果。历史最终为他讨回了公道，将他所创造的学说成果载入史册，这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学者来说算是莫大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