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人对大多数科举术语和词汇已很陌生，但这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术语在科举时代却是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耳熟能详、了然于胸的。这就像八股文，已没有多少现代人能够读懂，而在当时写八股文却是每一位读书应举者的基本功。相对中国古代其他制度而言，科举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十分突出的。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这些科举术语便被不同年代的千百万读书人所重复使用，其中相当部分成为科举时代家喻户晓的词汇，超出科举的范围而广泛流行于社会，有的至今还有生命力，如状元、秀才、发榜、落第、八股、密封、科目等词语还常为人们所使用。
        数量众多的科举术语和词汇的释义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字学研究就是相当专门的学问。由于科举历史悠久，某些科目名称在逐渐演变、分化和组合，一些术语的内涵发生变迁，一些概念的含义前后有所不同，相当复杂。例如隋代的“秀才”与明清的“秀才”含义不一样，“贡举”、“科举”、“科目”等名称之内涵前后也有所变化，若不加细究，便很容易发生错误。如现代常有人闹不清楚秀才名目的演变，对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潮州韩文公庙堂碑》分别称同一人（赵德）为秀才和进士感到困惑。只有将秀才一词内涵的演进弄清，才能读懂许多相关文献。[6]今天学术界对科举起源问题聚讼纷纭，歧异颇大，也与对“科举”一词的定义看法不同有关。只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理清大量科举术语和相关词汇的含义和发展脉络。
        为了系统整理科举术语和概念并给研究者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或出版社计划编纂出版专门的科举辞典。按照专门辞典的编写通例，《科举大辞典》或《中国科举辞典》就不仅收录科举制度术语，还应包括重要的科举事件如科场案、重要的科举人物如状元和著名考官、重要的科举文献如登科记和题名录之类，以及科举典故和特殊科榜名称等等，从这几方面来看，“科举学”实在是一门研究内容极为广博的专学。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历史上，科场风云变化多端，风波迭起，发生过一系列科举事件和科场案。由于“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7]（P1382），科举不仅关系到士人的身家命运和家庭的兴衰荣辱，而且与朝廷中政治势力的升沉消长休戚相关，因此科名既是士子个人竭尽全力追求的对象，也是不同利益集团关注和竞争的目标。参加科举考试被举子视为“文战”，科场有如个人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较量的战场，有时也是政治集团和派别进行政治角力的场域。历史上发生的6次有关科举存废利弊之争，宋明两代的科举南北地域之争，便反映出各种派别的矛盾和斗争。而历代皆有、清代最烈处罚也最重的科场案，更是科举事件的典型例子。一系列的科举争论或科举事件往往都伴随着制度的改革变动，与之相关也产生了不少科举词汇。
        状元为“人中之龙”和“一科之长”，在科举时代具有无尚的荣耀，宋代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和代表，民间不少人将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如果编科举辞典，自然应该收有状元，其数量仅文状元就有700余人，过去也已出版过《中国状元词典》。状元收了，那么榜眼、探花、会元呢？这也是科举时代非常难得的科名，其中仅清代就出过王鸣盛、赵翼、俞大猷、冯桂芬、张之洞等著名人物。还有解元呢？每三年全省才出一名，也相当难能可贵，但若收录的话明清两代多数省份都各有200余名解元。如果扩大到进士，即使是从10万名进士中挑选出最著名的一小部分，也有数千人之多，因为当时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其他如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等大教育家，从包拯到海瑞一类著名清官，从文天祥、于谦到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皆为进士出身者。仅列一流进士人物，便是一份十分壮观的名单。另外，皇帝是殿试的名义主考官，而且不少皇帝确也亲自出题和阅卷，并决定历次科举改革，算不算科举相关人物？如果不算也罢，但像白居易、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一类大臣学者，自己是进士出身，又当过中央一级考试的主考官，还提出过不少改革科举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总不应排除在外，而林则徐等人也主持过多个省份的乡试并有所改革，对这些著名人物确实是不易取舍的。“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8]（P3431）科举取才是国家大事，主持科举的考官职责重大，故唐代有“礼部侍郎重于宰相”的说法。[9]（P5153）因此，对与科举密切相关的科举人物完全不录不行，收录的话则科举辞典人物部分几乎就等于中国古代名人大辞典。
        科举文献是指科举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文字记录，它的外延非常大，包括考试教材、科目、试卷内容、格式、阅卷方法、规程、朝廷贡举律令、诏书、登科录、科举题名录、各地方志中的选举志等。[10]有的论者认为科举文献还包括登科的人物、科场事项以及为指导应付考试的有关程文、墨卷、拟题、选本、房稿、时文、类书等。[11]在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中，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等是核心文献，这些专门名词本身就是丰富的科举词汇中的一个类别，而登科录、进士录、朱卷等是当时官方编印的载有及第者三代或五代以上祖先的文献，其史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在美国根据明清各科进士题名录所载数万名进士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率作过详细的实证研究，曾引起西方社会史学界的惊叹。最近也有学者通过朱卷的准确记载来考证发现一些人物悬而未决的籍贯和生年问题。[12]由于科举与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多数著名人物都经历过科举生涯，且中举及第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因此隋唐以后多数史志、文集、笔记、小说等都曾言及科举。中国有关科举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资料。当然，专门的科举辞典只能选录部分登科录和古代主要的科举研究著作等核心科举文献。
        成语典故为数众多也是科举术语包罗宏富的一个方面。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形成了许多成语典故和谣谚，如金榜题名、名落孙山、状元及第、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沆瀣一气、英雄入彀、千佛名经、淡墨书榜、朱衣点头、破天荒、金举人银进士、秀才封肩举人封脚、秀才无假客无真，等等。科举故事逸闻是如此之多，以至现今有《科举故事百则》、《中国古代科举百态》、《科举奇闻》、《中华状元奇闻大观》之类的书籍出版。历代科榜不仅有春榜、秋榜、杏榜、桂榜、甲榜、乙榜、右榜、左榜等专门名词，而且还因各榜录取人物的特殊性出现过龙虎榜、五老榜、相骂榜、橘皮榜、南北榜、春夏榜等特殊榜名，朝鲜历史上也有“粉红榜”等类似情形，并称文科举榜名为“龙榜”、武举榜为“虎榜”。这些都是科举词典应收录的条目内容，也是科举术语和词汇的组成部分。
        除了科举时代逐渐形成的术语词汇之外，20世纪现代人在科举研究中还发展概括出一些词语和概念，如科举时代、科举教育、科举社会、科第社会、科举文化、科举文学、科举文献、科举人物、科举生涯、科举生活、场屋生涯、科举传统、科举心理、科举习俗、科举学位、科举人口、科举地理、科第世家、正统科举、旁系科举、洪宪科举、科举学，等等。因为科举在一千多年中影响无所不在，所以许多事物和文化现象冠上科举二字都有特定的内涵而可以明白。如科举地理指的是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牵涉到全国各地的科名多寡和文风升降；科举人口指参加科举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成份复杂、社会参与广泛的知识阶层[13]；科举时代、科举文化等概念是被许多著名学者所使用的词语；欧美学者经常使用科举生涯这一概念来形容古代千百万官员、文人的共同经历；科举社会一词甚至可以用来形容当代重视考试的社会，1947年，费孝通针对美国父母很看重儿女的考试分数的情况，就曾说“美国真是个十足的科举社会”[14]（P172），等等。这些新发展的词汇并非将科举与其他词汇生拉硬扯在一起故意拼凑，而是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概念。
        这样，“科举家”中的术语和概念主体部分为长期流传下来并约定俗成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种种表象，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综合和比较后，抽象概括出来的。这些组成“科举学”的概念术语，虽数量巨大，达到数千个甚至上万个，但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了一门学科所必要的概念体系。[15]“科举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带有某种专业用语的性质，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一定的研究范式可循，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