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志编纂中应用口碑和社会调查采访资料，是修志的优良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口述史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①而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尝试，更凸显了其重要价值和作用。本文试对近年来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与实践作初步梳理，以期方志编纂机构及编纂者能够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一、口述史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
    在中国修史编志中使用口碑访谈或口述史料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访求故老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②广泛采集资料和民间传闻。方志编纂为求资料信实可靠，往往“搜故牍，采遗闻”，③或“揽众说，摭遗事”，④“陈载籍，究掌故，以间诣诸缙绅学士，扬榷三秋。召三老力田，人人得言，所见猎而收之，因为编次”，⑤以保证志书所用文献足征。清代学者孙诒让在《瑞安县志局总例》中，对采访提出明确要求：“地志网罗文献，事赅今古，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忠义、孝友、义行、列女，散处城乡，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则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族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致淹没遗漏。”⑥民国修志也重视采访口碑和实地调查资料的使用，如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将方志资料的来源首列为调查采访，其次为档案整理，再次为群书采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新编方志工作后，社会调查采访或口述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受到重视。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出版的《昌黎方言志》，其资料主要由调查采访所得。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方言志，其内容吸收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重视方言词汇和民间口头创作材料的应用是其主要特色，这是新编方志运用口述史理论方法和资料编纂方志的典型实践和成功范式。80年代的方志编纂，无论是首轮还是二轮，在志书内容若干方面使用口述资料的也不在少数。如江西省《石城县志》⑦在《红军转战石城》、《石城阻击战》、《苏区地方武装斗争》、《解放石城》等章节，使用了口述史资料。⑧江苏省《淮阴市志》⑨在“史略”部分关于近代和现当代淮阴、军事篇战事、文化篇戏剧歌舞以及曲艺等方面内容记述中，都吸收了不少口述史料，加深了志书的记述深度。首轮修志应用口述史料完整入志的，当以《廊坊市志》较具代表性。⑩该志“义和团”编，设“组织活动”、“廊坊大捷”、“义和团人物”、“亲历者忆”五章，不仅每章都使用了口述史资料，而且第四章义和团人物的内容记述，“均为口碑资料，尽量保持了被采访人的原话”；第五章亲历者回忆分为86个小专题，涉及义和团组织、发展、人物、战事以及清政府官员、洋人暴行等方面，均通过一些亲历者的口述保存了义和团运动的许多珍贵原始资料。(11)
    启动二轮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社会调查采访或口述史料的应用得到进一步重视。与首轮志书编纂比较，其显著变化是记述范围有所扩大，记述力度有所加强。如《海盐县志(1986—2005)》(12)设“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编，对改革开放初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进行改革创新的史实做了详尽的记述。该志在“企业发展与终结”海盐衬衫总厂发展历程、“企业改革”关于管理体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初期全国创新典型”、关于“步鑫生热”形成和改革经验推广等内容记述，以及所附“对步鑫生改革创新的争论”等专记中，对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过程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其翔实的资料有很多就源于海盐县修志者对步鑫生所做的口述史成果。又如《广州市志·政府决策志》，在记述广州第九届至十一届人民政府的施政历史与政绩时，修志者采访了当时的主政者，并使用了很多口述史资料，披露了三个历史真相：一是李鹏总理于1993年拍板广交会不搬离广州，二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在2003年“非典”期间越级发布疫情保证市民和外界及时了解广州疫情；三是广州博彩赛马被叫停的内幕等事件的经过。(13)这些口述史资料，使方志的记述更加真实和鲜活，并与档案文献资料相辅相成，使志书内容更加生动感人。
    还有的志书在二轮有关纠谬补遗部分，使用口述史资料对首轮志书因种种原因记述不足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知青史等作了补记，如江苏《邗江县志(1988—2000)》在附录中设“邗江县插队知识青年专记”，专门记述了1963年邗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至1983年基本结束的历史，其中重点记述了插队知青的接收安置、生活安置与劳动状况、返城安置工作，插队知青在农村所做的工作及其发挥的作用等内容，由此可对当地知青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方志记述的内涵，提高了志书的使用价值。
    二、口述史资料在新编方志编纂中应用不足的原因
    中国方志编纂虽然有使用采访口述资料的传统，尤其是新编方志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应用，但是从总的情况看，尚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这种状况相对于口述史资料在中国现代史、当代史、民族学、社会学、教育文化、农村社会生活史、民俗学、新闻学以及抗战史、妇女史、家族史、艺术史、城市建筑史、人口史、儿童史、体育史和人物传记等研究领域的应用来讲，(14)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既包括观念的转变，理论方法的创新，也有方志编纂必须打破门户之见，广泛吸纳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研究成果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相关资料的问题。只有广征博采，掌握最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才能深化志书内容的记述，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和水平，使志书具备著述文献资料的特征。
    从理论和方法来讲，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研究及其资料或成果，是中国传统口碑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一种升华，它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将人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使人能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感受历史氛围，体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等，增加了历史学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15)因此，口述史资料所提供的是除档案资料、文献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这种史料不是传说，更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历史亲历者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或知情者的转述，是由口述者和访谈记录者共同合作完成的，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研究者作了积极探索，如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民间，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记录的方式搜集了大量近代史资料，重点对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迹进行实地访问与口述史料搜集，而党史部门着力征集党史文献及口头资料，先后编纂出版了两套大型革命回忆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各地也出现了大批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历史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倡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经历口述或撰写出来，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成立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征集近现代文史资料，对近现代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有价值的资料。1960年代以后，为了配合撰写“四史”(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厂史)等，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口述资料采集工作，整理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其他还有民间文艺及民俗故事的采集，为配合少数民族的识别并保存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口头历史资料征集与采集等，当时地方志工作机构也参与其中。如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是广西通志馆成立后为配合修志工作，而组织编纂的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其中不乏精彩的口述史料。(16)这些资料在首轮志书军事、战事、革命斗争史、革命人物等内容记述中有所应用，但由于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且体现其价值。
    19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及方法日益完善，中国现代口述史研究领域紧随其后日趋扩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仅就民国历史而言，关于抗战、交通、工商业等方面都有口述成果呈现。(17)其中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近年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口述史料采集更加丰富，如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侵华战争细菌战、在华奴化教育和“无人区”等；在中国军民抗战方面，既包括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社会民众抗日斗争，也有其他方面的口述史料出版，如中国妇女抗日斗争、战时教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生活等。(18)然而在首轮新志记述方面，有关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在志书中却鲜有记载，抗战史的内容虽有所记述，但受政治等因素考虑，未作系统记载，留下诸多遗憾和不足，即使是军事编的战事内容记述亦很简略，且不全面，有的记述日军侵略有其施暴行为，却没有中国广大军民反抗暴行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