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内容，由于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基本还健在，方志编纂者若能及时采访这些当事人，挖掘和利用这些口述材料人志，就可以在志书中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19)然而首轮修志受当时“宜粗不宜细”修志原则的束缚，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所以志书内容对此的记述不是单薄就是缺乏真实记录应有的深度。有的志书若使用鲜活的口述资料可以丰富其内容，志书就会有很多亮点和地方特色，但志书编纂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从1951年开始的全国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四川和西康两省进度缓慢，1954年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首先在阿坝藏族自治区试点，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废除高利贷和调整债务，解放娃子。(20)但1955年12月甘孜藏区的民主改革工作刚刚部署时，色达头人仁真顿珠即以“民族、宗教”为旗号，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后蔓延至全州18个县、45个区，一直到1959年。有关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著述很多，其根据大多是档案资料，但对当时新人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上层人士是怎样同意改革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等问题，仅靠档案资料无法得到全面反映，若能对当时亲身经历民主改革生活的人做些口述历史回忆，就不难复原当时的历史状况。然而这一重大事件，在1995年出版的《康定县志》中，仅在军事卷“人民军队”一章中列“平叛”一节加以记述，而且其篇幅总计只有两页，所反映的内容只是档案文献资料的零碎摘要，既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也没有记述的深度，更没有凸显这一事件在当地及全国的深远影响。
    有的志书在专项内容记述方面，使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采访调查了许多当事人，掌握了一些文献不载的口述资料，但由于下工夫不够或不深，同样留下了缺憾和不足。如《邗江县志(1988—2000)》设历史文化遗产专编，对当地流传的香火会、跳娘娘、杭集花鼓戏、扬剧、杭集杨帮雕版印刷、民间传奇故事等作了简要记述；在人物编收录了能人巧匠名录，简要概括了其主要事迹和成就，但缺少一些重要艺人学艺的经历、技艺传承的过程和技艺的记述。有的志书可以利用口述史资料的已有成果丰富其内容，但方志编纂者却没有使用这些资料。譬如马潇《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49)》一文，(21)设定了1949年、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春节作为访谈重点，采访了223个人，利用口述史料212份，调查的区域以广东为主，涉及其他省区大约24个，内容包括贺年特色食品的准备、年夜饭、祭祖、敬神、压岁钱、春联、鞭炮、百年、娱乐等方面，资料丰富，内容生动，使用这些口述资料可以克服方志有关此类内容记载过于单一或不够深入系统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方志编纂者应予以高度关注的事情。
    上述简要事例表明，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资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方志编纂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但与这种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的是，方志编纂者在选择和使用资料时，对现有口述资料的应用方面还不够积极主动，对口述资料的认定和文本的研究不够，所以对两者之间认同还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受传统修志模式的影响，注重对政府和部门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并将之作为主体部分，对其他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因为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往往无暇顾及或无心作更多细致的工作；二是修志观念和方法较为守旧，修志者的知识结构偏于老化，恪守和遵循已有的模式和思路，创新改革意愿不强烈，尤其对日新月异的新史学思潮持保留和观望态度，守旧有余而创新不足，即使有所感触也是浅尝辄止，不敢大胆尝试，顾虑多多，以老成持重为稳健；三是与修志机构相对封闭的现状有着必然关系，以为闭门修志是常规的业态。有些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的门类，虽然借助有关专业人员的协助和帮助，但囿于一些人为因素和自身的条件，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然而限于工作体制和固有模式，仍以方志机构的编纂为主，并以志书固有的体例和特性作为畛域划分的框框，对研究者参与修志抱有门户之见，有时甚至以政府工作为由，将与专业研究者的成果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志书的官方属性，有意模糊志书的著述性和资料特征等。而受这种指导思想影响，方志部门与学术界的必然联系不是越来越密切，而是形成一种隔阂和误解，其结果当然是学术界的一些成果和好的方法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受到局限，彼此的优势和长处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口述史资料不能在方志编纂中得到广泛使用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志书要提高质量，体现其学术性和资料特征，不与学术界紧密结合，不在使用现成的口述史资料方面下工夫，必然会对修志工作造成不必要的缺憾。
    三、方志编纂应用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的做法
    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积累了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缺陷。因此，要解决志书普遍存在的资料性差、空话套话多、官样文章多、缺乏活资料的问题，必须要借鉴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其资料和成果，这对于方志编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做法是：
    一要重视口述史资料在志书编纂中的价值。地方志工作机构既可以按照编纂需要开展一些口述史料调查和采访，也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口述资料或成果，此项工作可以逐步展开。甚至可以在一些方志编纂部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广。如《义乌市志》(22)是一部重修志书，上限起于义乌发端，下限止于2008年。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招募义乌兵抗倭，前后共计招募16000多人，组建训练成一支以义乌兵为主力的抗倭劲旅，史称“戚家军”，名震海内。平定倭寇之后，又有数千义乌兵随戚继光北戍边地、修守长城。为挖掘义乌兵抗倭、修守长城的资料，义乌市志编辑部派人南下福建、广东，北上辽宁、河北、山东等地调查采访。不仅发掘了义乌兵参与修筑长城的史料，而且实地调查发现义乌兵参与修筑的长城至少有山海关的老龙头、北京金山岭长城、河北抚宁的董家口长城等3处，(23)从万历元年起，守御长城的义乌兵每三年调防一次，直至明朝灭亡。首轮志书对此缺乏记载，而重修本对义乌兵征调的过程、人数、战事、修长城的地点、修长城的工艺、义乌兵将领等作了系统记载，其中很多资料是通过义乌兵后裔的口述而获得的。日军细菌战口述史也是近年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关注的一个课题，义乌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典型区域之一，《义乌市志》在专题资料部分收录了“日军细菌战中义乌遇难人员调查”，将全市各镇、街道每个村庄、每户人家调查采访遇难的1315个人员资料，无一遗漏地整理出来。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死难者名表》中，所列项目有受害人姓名、年龄、性别、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见证人姓名、年龄、性别、与被害人关系、见证人住址等，均来源于实地调查和口述资料。其内容真实生动、系统翔实，弥补了档案文献记载的不足，也增强和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二要通过口述资料来弥补志书“人”的活动不多以及底层民众社会生活记载不多的缺憾和不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不少独特的档案材料，有的以人为主，有的以重大事件为主，如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肃反”和“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大量个人自述和内外调查的资料，志书可以审慎利用有关资料。二轮修志以重点反映和记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为主，其资料由地方政府和部门提供以外，还可借助当事人的个人工作经历的回溯，获得一些档案资料所缺载的生动资料，将这些内容经过审查处理，在志书中适当加以记载，往往可以系统地反映一些当事人和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变迁，从而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如《邗江县志(1988—2000)》(24)设“能人巧匠名录”，收录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县内各类能人巧匠66人，其中厨师12人、理发师7人、民间医师7人、雕刻工艺师7人、建筑师3人、技工和技师8人、文化技艺名人8人、种植和养殖能人11人、其他3人，所列人物的技艺传承很多来自口述资料。如义乌敲糖帮，(25)作为卖糖食品的小商贩群体，促进了全球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诞生。《义乌市志》“市场”卷，就利用了敲糖帮的口述史资料，记述了敲糖帮的渊源发展、敲糖帮向小商品市场转化的过程，以及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而《海盐县志(1986—2005)》对民间邮品、票证、图书报刊、字画、钱币、印章像章、瓷器铜器、照片、烟标收藏，以及居民生活中关于生活状况和消费的记述，同样来自居民的口述资料。
    三要借助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在深度挖掘整理资料上下工夫。现代口述史是操作性很强的学术活动，操作规范比较强，它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三亲’者讲述的所有内容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其内容或为口述者的音像，或为图照，或为其他载体的文字等资料，而整理这些资料是按照学术要求和规范进行的，不许夸大，也不能任意删改，更不许将道听途说、猎奇虚构和伪造以及毫无根据的奇闻逸事纂入其中，当作‘历史’加以传播。同时整理好的文字记录还要与录音、录像、本人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文字记录作反复核实和考订，不仅可以查证求实，而且可以明辨渊源，彰明因果，所以其内容可信可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