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中国史学的发展却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蜂起的局面。在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竞长争高中，中国史学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史学大体上存在着三大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这三大史学思潮的逻辑递嬗和相互激荡的互动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轮廓。本文拟通过对这三大史学思潮的演变和特点的考察，以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
        一、实证主义史学思潮
        这一史学思潮，是由胡适、王国维肇其端，后以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傅斯年、陈寅恪等“科学史学派”为主力，而逐步衍成的曾一度弥漫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的颇有声势的一股强大的思潮。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为这一史学思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胡适认为，中国人太缺乏“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对国故进行重新整理，“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出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 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 （第162页）。在他看来，实验主义就是科学的方法， 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儿”。其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源于物理学、化学研究的“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二是古生物学、地质学研究的“历史的态度”。所谓“实验室的方法”，就是杜威思维术的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想出来，看哪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2]（第73-76 页）胡适把这种方法概括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2]（第182页）后来又将其简化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第208页）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从来不能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能有过分的苛责。 ”[ 2] （第182页）胡适不仅提出了自己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看法， 而且还将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的研究。但他的影响，主要并不表现在具体的学术成就上，而是表现在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建立上。就学术成就来说，胡适在史学上的考证功夫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甚至不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但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科学史学派却都是在他构筑的“模式”下产生的。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主要是他的“历史的态度”的进一步发挥；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则是他的“试验室的态度”的必然结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由于胡适对实验主义方法的鼓吹与提倡，才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五四以后史学上的一个主流”[3]。
        融通中西之学的王国维，亦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的领军人物。他经过对西方哲学的广泛涉猎和长期钻研，得出了“可爱者（指叔本华、康德哲学）不可信，可信者（指实证哲学）不可爱”的结论，而潜心于中国古学的“可信”研究。[4]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罗振玉说王国维的治学“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实质上是贯穿了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和怀疑精神。他的“由博而反约”的方法，是广泛收集事实材料，不仅是书上文献，还包括地下彝器，“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所谓“二重证据法”，备求事实可靠，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他的“由疑而得信”的方法，是不敢轻信，如说“于诗通晓十之八，于书通晓十之五”，既勇于假定，如文祖为帝喾之证实，又能勇于修改假定，如“土”字在卜辞中的解释，开始疑为“国社”的“社”字，后来断定为“相土”的“土”字。总之，一切结论来自对事实材料的归纳。这种方法不仅是对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吸收，而且是对乾嘉学派“实事求是”方法的继承，它实际上开启了将中西学术方法相结合的先河。如果说，胡适为实证主义史学提供了理论、方法的依据，那么，王国维则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为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立下了“模范”[5]（第21页）。
        本世纪初的许多历史名家大都可归于由胡适、王国维所开创的这一史学主流中，虽然他们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把他们纳入一个模式中，是基于他们共同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他们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如同自然科学那样严谨的实证科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历史学家只要摆脱个人的成见、偏见或价值观念，纯客观地整理、研究历史事实，就能还给历史以本来面目。胡适曾多次强调，“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科学方法上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2]（第249页）。他批评刘掞藜等人所谓“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理论，指出这实际上是以“情”、“理”代替证据，完全谈不上信史[6]（第194-198页）。 立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傅斯年，认为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即自然科学化），历史学家就要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完全“消灭自我”，“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他公开宣布：“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7]（第266页）顾颉刚在20年代也主张把哲学等主观玄想的东西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以保证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他说：“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6]（第34页）
        第二，他们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的搜集、校勘、辨伪、整理和考订。所谓“实证的”（Positive）在西方语言中的原义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要成为科学，除了要求史学家排除自我，纯客观研究之外，还必须要有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不可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人们只能通过史料来观察。所以他们把是否重视史料，是否能扩大史料范围，看作是现代史学进退的关键。胡适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宫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8]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他把审定史料工作当作能否建立“信史”的根本标准。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语，更明确道出了这一派史学家治史的真正旨趣。这一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诱使许多史学家就象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热衷于搜集地上地下的一切第一手资料（甲骨、金文、文献、档案）。这些资料一般所记录的是历史上的特殊的、个别的、只发生一次的、不再重复的事件。因此，他们认为不需要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不重视历史的解释和判断。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而不是哲学，如果“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而不是史学”[9]（第310页）。对于史料只能“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疏通和解释。因此，综观他们的治史方法，无论是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无论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还是傅斯年的“比较研究法”和“自然科学法”；也不论是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还是陈垣的“版本校勘法”，实际上都是史料的研究法，并没有对历史作宏观上的理论考察。他们称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以其史料研究法的科学性而言。
        第三，他们主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他们看来，“科学的”史学在学术发展方向上的特点是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科学，它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和政治上的附庸。历史学家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应当先提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6] （第25页）。傅斯年代表史语所明确表示，史学的工作“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 [9]（第5页）。在这种治史旨趣的指导下，他们以“博学”、 “考证”和“专题研究”作为看家本领。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他们在各自的小块领地上精耕细作，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历史思想变得愈来愈狭隘，与大众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日渐松弛。
        简而言之，强调客观，排斥主观；重视史料，忽视理论；主张求真，不问致用，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