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在所里推行设置经济史研究室等的计划，在1982年正式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关于建立经济史研究室，我知道他花过一番心血。所里几位资深的研究员因各自的工作而未能接受负责这一研究室的任务，他和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郭冲同志先后五次和我这样一名后进者谈话，要我承担这一工作，并且鼓励我不要害怕自己是外行，外行可以边学边做，不要为原来从事的研究工作所禁锢，应到更广泛的学术天地去翱翔。我终于接受了，主要并不是自己被鼓起了研究经济史的雄心，而是感到这是研究所一员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几年，我与几位较年轻的同志一起真正的“边学边做”、以学为主，其间大年同志给予了帮助和扶持。我们曾提请所里给予500元经费以购置一些日常用书，大年说，这点小事好办。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但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支持。经济史研究室后来由胜任的其他同志接手，其建立迄今将20年，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学步到前进，已渐渐成长，同近代史所的其他研究室一样，在学术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我想这初步地符合了大年同志当年的希望。
        刘大年同志提出研究经济史以突破近代史，这是就当时近代史学界的主体没有把经济史研究列为自己的任务而言，并不是忽略当时近代经济史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他对以严中平先生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室，十分推崇，曾向严先生面称：他的著作中有关经济的数字、史实，都是据自严先生他们的书的。在80年代以前，多数的近代史研究者限制了自己的范围，不像现在这样，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都被研究者所重视，有综合观察的视野。分工当然是需要的，但能有运用多方面研究成果的能力，对于历史自然有较深入的认识，而不致作茧自缚，在较狭小的圈子中循环。大年同志当年所说的“突破”，我想作这样的理解，也许符合他的本意。
        怀念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在新中国建立前，他主要是在解放区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到北京后。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还有许多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我知道刘大年的名字，是从报纸上看到的。1949年9月前后，《人民日报》连载他写的《美国侵华史》，还有《介绍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君主立宪派》等文。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位历史学家，而且他的研究能与现实相结合，颇有启发。《历史研究》创刊后，大年是负责人之一，也经常写文章，我每期都看。
        1957年，我写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稿。《历史研究》来人组稿，我便将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交给来人，请他们看看是否能用。过了几天，大年打来电话，他虽然在抗战期间一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却仍有湖南口音。他告诉我写得不错，只是较长，准备发后面三节，我说请你决定。我接到这期刊物后，翻开一看，在第1页下面有个编者按语，概述文章基本内容及未发的两节小标题。后面的小标题也有改动，如“新旧思潮三大激战”，又加“--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从文化运动到群众运动”，前面加“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看法的转变--”，从而使这两节论述的问题更加明晰。我想大年是仔细看了此文的，他的改动对我很有启发。
        1959年下半年，我在编译局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1961年初回来后，调近代史所。黎澍当时已调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他同我谈，本来是调你搞研究，因《历史研究》缺人，先搞编辑部工作，范老、大年都同意。我说自己知识有限，怕不行。他说是要多读些书，边做边学吧。我也去看过大年。他也谈到《历史研究》要搬到近代史所，那里只来两人，实在无法，你就先去吧。他还说编杂志也是锻炼，要组织和挑选些好文章，资料丰富，又有思想性，你自己也要写些东西。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时想，他是史学大家，却很平易近人，印象很好。
        《历史研究》原来是月刊，1961年起改为双月刊。大概是当年3月，黎澍交给我大年写的《论康熙》一文，要我看看，并安排发表。此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大家，看了此文才知道，他不仅对近代史而且对古代史也深有研究，并且将康熙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相比较，写得有声有色，很有功底。文章在当年第3期发表后，很得好评。那几年《历史研究》每年都发他一两篇文章，知《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提出的问题重要，论证充分详实，不愧是名家手笔。那时由他主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对近代史作了深入、概括的分析论述，影响很大。田家英要我参加第5册的写作，就曾提到要参考此书。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该剧与彭德怀“罢官”相联系，诬蔑吴晗反党，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当时黎澎虽有看法，但也只有“跟”。他找几个人写批吴晗的文章，署名伍仁年，即“五人言”谐音。他听说所里有胡适吴晗通信，便找几个人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发在《历史研究》，抨击胡吴。李新建议《历史研究》写篇《三家村开黑店》，但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有作罢。刘大年也写了篇批吴晗的文章，开始还有“同志”，不久告诉我去掉，后又加“反动”，最后改为“反革命”。真是水涨船高，谁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也不行，还得挨批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