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始终未被灭亡。我看有着良好的修史、学史传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最近看了“中华世纪壇”的建筑，感触颇深。上千米的甬道上，用铜板隽刻着几千年的历史（年表），上面覆盖着川流不息的涓涓之水，而在水面上又覆盖着一层透明的玻璃，使人们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民族是怎样一年一年地流传下来的。
        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修史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两部。一种是纪传体，一种是编年体。此外，还有颇有影响的纪事本末体等。
        《史记》及其继起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谓“前四史”，被视为私家著述。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后朝修前朝的历史，成为一种国家制度。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把自《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称为《二十四史》，即所谓“钦定二十四史”。这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前后连结的一部历史巨著。这部书共3249卷，字数在四千万左右，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崇祯年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这在世界史上是没有的。
        民国以后修清史。袁世凯当权时成立一个清史馆，但用人不当，馆长赵尔巽是一个清朝遗老。这部书一直修到北洋（奉系）军阀快退出北京的时候，搞出了一本《清史稿》。国民党人也不满意这部书，他们到台湾后又重修《清史》。到60年代，这部台北版的《清史》出来了，精装烫金面的两卷本，但错字很不少。我通读过一遍，它是在《清史稿》的基础上修改的。一是增加了太平天国，一是增加了辛亥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重修《清史》和新修《民国史》的任务。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时，董老（必武）再一次提出要修《民国史》，并且要重修《清史》。当年在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建议下，修《清史》的任务落实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研室。直到“文革”后，人大复校，建立和健全了清史研究所，这一工作才算正式开始。现在已经硕果累累，出了很多部大书，并培养了众多的中青年学者。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通鉴》（20大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戴逸、李文海主编）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修民国史的任务落实在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由李新同志主持。差不多和《清史》同时起步。原定在香港回归时完成，到香港去开首发式的。但因故拖下来了，还有几卷没有交稿，不知今年如何？李新同志1995年于北京医院曾写诗说：“伟哉民国史，九七可竣篇。皇皇八十册，二千余万言。”现在他又重病卧床，真是希望他在世之日能看到这部书稿的完成。
        有的同志提到《通鉴》这种体裁，今后还有无必要修下去？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编年体）。继此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览》，使通鉴体史书相传下来。
        毛泽东对这类史书非常重视，他曾指出，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即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
        这次出版的《清通鉴》共二十二卷，真可谓一部巨著。因时间关系，未及细读，但粗粗阅了数卷，感到它的可以称道之处，已经是很多了。
        第一，资料比较翔实。
        实事求是是我们治史、学史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必须先求“实”，然后才能求“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该书搜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比较齐全，是一大特色。书后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共96页），即可单独成一小书，足以证明史料比较充实。确实做到了该书编辑体例中所说的“搜集史料不厌其烦，至少最原始的资料不能遗漏”。
        我看此书时，是从最后一卷往前看的。翻到1904年这段记载，忽然看到邓小平的生日及出生地点。我很奇怪，清史中怎么出现邓的记载呢？既然有邓，就应有毛，查了1893年这段记载，果然也有毛泽东的生日与生地。既然有毛、邓， 也应有蒋介石这样有影响的人物。 我再翻一下1887年的记载，果然也有蒋的生日与生地。这样，我就弄明白了该书是严格按编辑凡例办事的，即：重要人物在出生时记下生日与生地，在辞世时再记下生平事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