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历史现象的钥匙，它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但不能代替我们对历史全貌的观察，更不能取代历史本身。应该说，历史学是知识密集、疑团从生的学科，古往今来人们都力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历史的迷雾，提示历史事实的真相。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总是与当时的事实有或多或少的差距，而历史研究的宗旨之一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借鉴历史来为现实服务。一般说来，历代的正史总是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当权者或继权者的利益与思想，而后来对有些历史真相的重新认识，也往往是基于彼时当权者或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时代和当事者的局限，即使是前人留下的资料，也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是当事者的记录，也难以避免缺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枝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1]拾遗补缺乃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固然，时过境迁，要想使历史百分之百地复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史学研究做到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挖掘有关史料，从社会下层寻觅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则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修补历史的残缺，善于了解社会下层动向并挖掘其中的有关史料，以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引起史学研究者特别是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
            由于对社会下层和民心的隔膜，人们对事态作出判断，往往过多看重个人行为，一部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在其演进过程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证，袁世凯的兴衰就是其中的一例。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孔孟之道受到冲击，有些地方的孔庙被改建成学堂或习艺所，取消了每年春、秋春季的祭孔典礼，甚至有人公开指出孔孟之道如“虎狼蛇蝎”，是“亡国灭种之祸根”[2]。后来，当袁世凯加紧进行复辟帝制之际，就又恢复了祀孔祭天。袁世凯企图依赖旧有封建礼教，投靠并借助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恢复封建帝制。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从独裁统治发展到复辟帝制，为此可谓绞尽脑汁，但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被迫撤销帝制和废除“洪宪”年号。这个独裁者、卖国贼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呜呼归去。是何原因导致倒行逆施者如此短命？不少学者都认为是孙中山兴师讨袁所致，其实个中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下层的反对和各地人民的起义。袁世凯自上台之日起特别是称帝之后，全国各地人民便奋起反对，即使袁军之中也有哗变，特别是白朗起义声势浩大，所到之处，遍贴布告，直指袁贼，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3]。遍及全国的民众反抗运动，是袁世凯倒台的根本原因。人民已经痛恨帝制而钟情于共和，封建帝制已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土壤。
            民国初年立宪派的失败也不仅仅是因为立宪主张传自外邦，而是因为上层人物和下层民众相互脱节，从而使许多志在有为者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有的比这种遭遇更复杂，最先敏锐地觉察到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多被人视为媚外忘祖从而受到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明证。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把视角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观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这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4]
           辛亥革命是经过长期的预演和准备，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否则是不可能取得武昌起义胜利的。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不理解、不支持时，革命就归于失败；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理解与支持时，革命就易于成功。孙中山曾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得到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尽管由于力量相差悬殊而失败，但景况却大不一样，“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5]。
            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时代风云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回顾中国近代史，由于西方先进文化信息的影响，少数处在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尽管他们不停地奔走呐喊，但往往收效甚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虽然有引进西学的一面，但仍存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倾向。什么“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种种滥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斥，延缓历史的进程。邓实在《古学复兴记》中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梁启超为此自述道：“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
           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也不例外。作为新思潮的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旧有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惯性是如此，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18世纪末的英国已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19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显阔气。西方人也顺势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18、19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便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散漫的生活方式，好像没有必要精确时间，养成的时间观念是粗线条的。古代夜间由更夫敲击竹杠报时，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对于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的工夫来约略估算，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须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最早把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运用到生产，正因如此，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对输入奢侈品，也把钟表归入此列。由于中国的小农社会里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即使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也无法超越历史环境从而发现时间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对钟表的真正价值不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西式马车输入中国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西方，马车本来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交通工具，但刚来到中国就变了味，被派上的首要用场则是用于游乐活动，增加夜生活的喧闹。正如当时有人所议论的那样：“西人之尚马车，原为事迅速起见，非徒为游观计也。若华人之坐马车者，大率无事之人居多，故马车若专为游观而发。”[6]近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狭小的眼界又排斥了新鲜事物，甚至使新生事物扭曲变形，变相增加了陈旧事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