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下层的动向可以延缓历史进程（在守旧意识支配下的下层动向是如此），也可促进历史的发展（当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动向被当权者关注从而在民意的推动下快马加鞭地推进时）。这里的关键是，当权者是否能及时洞察下层民众的动向，做好引导工作，对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与行为不失时机地予以说服、教化，对利于社会进步的意向与行动及时褒扬、倡导并纳入政府行为加以推动。20世纪70年代，下层民众对“四人帮”的极左行径的不满情绪日增，党和国家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从顺应民意的角度讲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从而扭转了局势，促进了中国社会向良性方向的发展。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过分强调“舆论一律”，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堵塞了言路致使腐败现象蔓延，引起民怨。下层民众对我们当今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咬牙切齿，已是不争的事实。“怒火在地下运行”，对我们的事业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中央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江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党和国家明显加大了反腐力度，全国共查处腐败案件13041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132447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可以预见，在新千年开初的几年，反腐败的任务仍很繁重，这也是百姓审视我党有无希望的焦点所在。如果说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对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从而及时遏制了党内蜕变现象的话，那么在新时期的今天照此办理，从严整肃，决不手软，也会令一些心存侥幸的人悬崖勒马。不管怎么说，社会下层痛恨腐败、渴求民主的动向，现已对上层决策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下层民众就其总体而言是有正义感的，是蓬勃向上的，是有自信力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不忘在历史上补书这一笔。鲁迅先生说：“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9]从古到今，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变化，从而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自发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的有序思考与操作，在社会前进的历史中起了某种中介作用。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社会史的研究，我们都没有理由忽视对社会下层动向的考察与研究，如果无视下层民众对历史的改写作用，那么所留下的历史篇章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2]张知睿：《〈四书白话解说〉始末记》；江希张：《新注四书白话解说》卷首。
        [3][5]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366页。
        [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4页。
        [6]1878年11月15日《申报》。
        [7]《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9页。
        [8]《男女社交公开》，载1919年4月《新青年》杂志。
        [9]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