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该书《序言》）。
        该书对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说法，都进行考异，摆出不同的史料根据，亮明作者自己的看法。全书“考异”部分达三百处，这是最见功力的部分。我翻阅了若干处，如苏报案中吴稚晖是否告密问题、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第一次会面的介绍人问题、光绪之死问题等等，我认为还是令人信服的。
        第三，寓论于史，论从史出。
        历史学最忌脱离开史实，徒发长段的空论。该书要求：“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我觉得这一原则，在书中也是贯彻得好的。 例如， 该书最后一卷讲到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时，提到梁的《新史学》，是这样表述的：
        梁启超之《新史学》亦始刊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梁于此文中批评中国之旧史学“知为朝廷而不知为国家”，“知为个人而不知为群体”，“知为陈迹而不知为今务”，“知为事实而不知为理想”。因倡“史学革命”。此文堪称中国近代新史学之开端。
        《清通鉴》虽无“臣光曰”，但论点已在史事的叙述之中得到明确的表达了。
        看《清通鉴》，除了想到以上的几处优点外，也产生两个小小的疑问：
        一、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杀。 按该书凡例（重要人物逝世时，述其生平），此处似应有一陈的生平小传。但却没有看到，是否不够立传的规格？或放在别处讲了呢？
        二、1904年11月11日，中葡《通商条约》，又签《广澳铁路合同》，准中葡均股合办广州至澳门铁路。
        但是这条铁路是始终未建的，地图上找不到这条铁路。截至今天，如大家所知，去澳门仍然是先到珠海再进（步行即可）澳门的。因此，这条史料（广澳铁路合同》）的结果，放在什么地方讲呢？出于什么原因这条铁路未能建成呢？这都是读者很想知道的。
        由此，我联想到：《通鉴》确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一代一代地按既定凡例（当然可以不断地修订，使其更加完善）继续修下去。不仅要有《清通鉴》，还要有《民国通鉴》、《共和国通鉴》。只有把这个传统继承过来，发展下去，才能弄清各种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才不致在史实的叙述中出现有头无尾和岁月倒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