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社会史论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来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包含着如下一些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初的涵义是什么？马、恩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否赋予了一定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苏联和其他国家一些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否正确？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如何理解的？等等。吕振羽对这些问题都认真进行了考察并作出回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83页。）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生产方式，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出现在古代生产方式之前，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呢？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之后，大概改变了他对古代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关系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东方和西方在氏族组织解体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希腊罗马的古代生产方式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像中国或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注：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译本，第40页。）
        1928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了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依据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自氏族制度瓦解后，直到西方列强入侵之前，都是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1931年初，曾经来中国考察农业问题的约尔克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文。他不同意有所谓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东方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物，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同年2月， 苏联东方学会和东方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共同召开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戈德斯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批判马扎亚尔学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根本问题上的方法论，也抹煞了现代东方的封建主义残余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戈德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在读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假设”，因为“当时历史科学本身正经历着连马克思在对历史过程的个别环节的理解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那样的发展阶段”。但自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说明了原始共产制的崩溃和私有制的产生之后，这种假设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已经不再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注：参看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戈杰斯（即戈德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总结》，见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934年，科瓦列夫发表了《关于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他引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和《〈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所说的两段话：
        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59页。）
        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页。）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科瓦列夫得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制变种”的见解。
        受科瓦列夫的影响，但又得出和他不同观点的，是雷哈德的“过渡形态”说。1935年，雷哈德出版《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书中说：“我们不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物质，就是奴隶所有者社会的变种或其不完全性，但同时也不赞成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一种社会构成。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说就是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隶制度间的过渡形态。”（注：转引自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
        在日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大致有四派：森谷克已等人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阶级社会；羽仁五郎、伊豆公夫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体；平野义太郎、相川春喜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早川二郎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贡纳制”，并非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
        我们在上面之所以要略为介绍一下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都不免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而且有些影响还间接来自日本的学者，吕振羽于此也不例外。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一文中，承认自己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受到戈德斯的影响。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他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希腊罗马而外之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度阶级的社会”，实际上也是受到了科瓦列夫东方“奴隶制变种”论的启发。（注：吕振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一种“种族国家的奴隶制”，后来他觉得“种族奴隶制”的提法欠妥，修正为“初期奴隶制”，见所著《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吕振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虽然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但平心而论，他并非是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独立钻研，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实际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提示的内涵是：“（一）土地国有；（二）全国分成许多各自孤立的公社；（三）农耕上的人工灌溉的重要性，但治水和其他公共事业的承担者则是国家；（四）公社受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它们须向国家纳税--政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配的形态。”（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他还指出，恩格斯和列宁则都明确说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阶级社会。依此，马、恩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在国家出现前，而是属于国家的历史时代的范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吕振羽说：“所谓‘亚细亚的’社会的内容，一面具有奴隶主和奴隶之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它们间特定的生产关系，这在本质上与古希腊罗马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具备着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公社形态、国家治水事业等特殊形态，这是古希腊罗马所不具备或不在其全部过程中都具备的诸特征。在这种种特征中，最基础的东西，却是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的对立；其他则是建基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其发展的不完全性等等而形成起来的。”（注：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吕振羽还指出，在古代东方各国发生军事征服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和下层自由民诸阶层或等级，大都是出身于征服者的种族而从其内部分化出来的；被统治阶级的奴隶与所谓‘半奴隶和农民’，主要是被征服的‘异族的人民与战争俘虏构成的；奴隶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全国的土地在名义上均属于国家所有，通过村社的分配，自由民都有使用的权利，但实际上仍是有些人占有较多土地，有些人丧失土地。农村公社的形式，是一般地存在着的。不过在这里，所谓农村公社有两种形式：一是统治阶级自己管辖的公社，有着奴隶主、一般自由民和奴隶的阶级构成的内容；一是被征服‘异族’的公社，允许其保持原来的组织与‘内部自治’，只须向国家‘支付租税’--这也就是所谓‘半奴隶的农民’--和充作奴隶的人口等。”（注：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
        吕振羽在阐述自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时，对苏联和日本学者的见解都有所评论，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对日本学者早川二郎“贡纳制”的批评。何干之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曾肯定了早川的“贡纳制”说，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何干之这本书对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论，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吕振羽觉得需要对“贡纳制”说作更多的剖析。早川二郎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一种贡纳制，它是“氏族制时代到奴隶所有者社会经济构成的过渡期，不待说，它并非什么独立的社会经济构成。在生产方式上说，这里只能看到公社制度与初期家内奴隶制度的混合”。（注：早川二郎：《古代社会史》，耕耘出版社1946年版。）吕振羽指出，所谓“过渡期”，不是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占优势，便应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占优势，绝不能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均衡”，或既非前者又非后者。早川认为过渡期意味着氏族制的“最后阶段”，但他的“贡纳制”又已经产生了国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矛盾。贡纳制是从国家尚未出现的原始公社末期到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都存在过的形态。马克思说：“征服者一方面容许被征服者继续原来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以获得贡物为满足。”（注：吕振羽引自《马克思全集》日译本第10卷。）无论是征服者或被征服者，贡纳制都不改变它们原有的生产方式，这在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和一些藩属的贡纳关系中也可得到证明。应该说，吕振羽对贡纳制的上述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前苏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曾被视为禁区。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却始终吸引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巨大兴趣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重新成为许多国家进步学者热心探讨的课题。但无论在中国或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迄今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可以预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而以往一些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成果，对于后来者的继续探讨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当然也包括吕振羽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