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危急时刻，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各自提出了一套振兴黑人民族、赢得平等权利的方案，从而引发了一场造成黑人思想界发生严重分裂的论争。理清二人在这场论争中的一致与分歧，对于恰当评价二人的是非功过、加深对美国黑人史和黑人问题的理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叶，对于美国白人来说，是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和“进步运动”时期，而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却是一个黑暗时代和黑白种族关系的退步时期。
    在经济方面，黑人处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1900年之前，美国90%的黑人生活在南部，其中80%以上生活在南部农村地区[1]（p.10, p.13）。内战结束后，绝大部分南部黑人没有资本， 没有受过基本的教育，也没有除田间劳动和家庭服务之外的工作经验。3／4的农村黑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作为雇农和佃农出卖劳力，因而常常债台高筑，陷入极度贫困之中[2]（p.125,pp.131～133,p.146）。而占南部黑人1／10的城市黑人不得不面对来自欧洲移民的竞争。 许多白人雇主不愿雇佣黑人，宁愿招收欧洲移民代替黑人劳力。大批欧洲移民取代黑人成为铁匠、裁缝、建筑工人、钢铁工人和铁路工人等。内战后机械化和技术革新淘汰了许多传统手工艺，黑人失去了许多传统工作，而且还遭受着白人工人和工会的仇视和排斥，只能从事粗重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等。即使与白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收入也远远低于白人[3]（pp.54～55）。这使城市黑人的生活也十分艰难。
    在教育问题上，黑人的整体教育水平仍很低。表现在文盲率一直很高，1880年为70%，1890年为56%，1900年为44.5%[4]（p.286,p.303,p.329）。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白人的种族歧视有关。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反对黑人受教育是南部白人的一贯立场。内战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白人种族主义者唯一能够容忍的对黑人的教育仅限于教授简单手艺和体力劳动技巧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农业劳动力和家仆等[5]（p.264）。出于奴役黑人的考虑，南方各州压制黑人教育。 这首先表现在黑人与白人儿童教育经费上的不平等。1899年，黑人儿童占南部学龄儿童的31.6%，而其教育经费仅占公立学校教育总经费的12.9%。另外，黑人教师年收入仅为白人教师的1／3。黑人学校学期比白人学校平均短59天[5]（p.265）。由于南部白人学校拒绝接收黑人学生，黑人学校多临时设在破旧的教堂和棚屋[6]（p.248）。得不到适当的教育使黑人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1890～1910年美国南部掀起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使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殆尽。处于那个时代的白人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坦白地说，南部白人从不认为黑人应该拥有政治权利[7]（p.241）。重建时期，北部共和党人激进国会用强制力量通过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从法律上确立了黑人的公民身份和选举权。重建结束一直到1890年间，南部各州以暴力威胁、伪造选票、篡改票数、临时改变投票地点、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复杂的投票手续和征收人头税等手段阻挠黑人参加选举[8 ]（pp.212～213）。随后，南部各州变本加厉，以人头税、 文化测验、财产限制、“祖父条款”和白人初选等手段剥夺了黑人选举权。
    世纪之交，白人还在法律上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复杂的种族隔离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州纷纷通过立法规定在火车、汽船、公共汽车和市内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公立学校、居住区等方面实行种族隔离。无孔不入的种族隔离制度还涉及剧院、旅馆、医院、电影院、运动场、售票处、候车厅、饮水处、养老院、孤儿院、甚至妓院和公墓等场所[9]（pp.77～102）。1896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确认了南方各州在确立种族隔离制度中的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到20世纪初，一堵无形而无处不在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的屏障将南部分成黑人与白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隔离但不平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对黑人的私刑和暴力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84～1900年，全美遭私刑者为2516人，其中2080人在南部，436人在北部；1678人是黑人，801人是白人。1901～1910年遭私刑者为846人，其中白人92人，黑人754人，91.1%发生在南部州。白人受私刑者从1890～1900年的32.2%下降到1900～1910年的11.4%。私刑日益成为一种“南部现象”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残害黑人的一个常用手段[2 ]（p. 85,p.348）[7]（p.175）[10]（p.269）[11]（p.352 ）。私刑的主要手段有绞死、枪杀、活活烧死和毒打致死等，极为残忍[ 7]（pp.176～177）。另外，世纪之交，频繁爆发的种族冲突， 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南部种族关系的紧张程度。
    同一时期，美国的政客、学者、牧师、记者、文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种族主义大合唱”，把黑人贬低到劣等于白人、甚至连人都不如的地步，以为白人对黑人的人权和公民权的肆意剥夺和践踏提供舆论支持。托马斯·佩奇认为，新一代黑人懒惰、挥霍、放纵、傲慢无礼、不诚实、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12]（p.260）。 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是野兽》（1900）一书中，把白人描绘为“勇敢”、“仁慈”、“文明”的民族，而把黑人说成是上帝造的服务于白人的低级动物，是一种“类人猿”；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人所应受到的尊重的权利，包括生存权[13]（pp.8～9）。 小托马斯·迪克森把黑人诋毁为“千足千眼兽”和“人驴”。他认为黑人与白人“无法在同一个民主制度下共同生活”。白人的种族偏见是“上帝的第一自然法则--自我保存的本能”[14]（p.250）。从连篇累牍的种族主义言论中摘取几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南部白人对黑人强烈的仇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
    美国黑人史家雷福德·洛根指出，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叶是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最低点[2]（p.62）。 黑人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1903年评论道：“在他们35年的自由时期，黑人的权利达到了低潮。种族偏见变得更加强烈和毫不妥协。”[11]（p.355 ）无疑，上述观点是对这一时期美国黑白种族关系状况的极好概括。
    二
    在这黑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布克·华盛顿以塔斯克基学院为基地实践着拯救黑人民众出水火的计划。
    布克·华盛顿的思想与实践与他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1872～1875年，他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汉普顿农业师范学院，深受该院院长塞缪尔·阿姆斯特朗的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浸染[15]（pp.129～154 ）。1879～1881年，他应阿姆斯特朗之邀来到汉普顿学院执教。1881年6月，在阿姆斯特朗的举荐下，他来到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基担任新建立的塔斯克基职业师范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以传授知识和技术、培养良好品格和对普通劳动的热爱为宗旨，除了教一点基础知识以外，主要教授农耕、家禽和家畜饲养、养蜂、洗衣、熨烫、缝纫、烹饪、打铁、木工、造车、印刷、制砖、砌砖、涂灰泥、做床垫、做柜子等技术和手艺[16]（vol.1,p.51）。
    布克·华盛顿认为，南部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着贫困、无知和犯罪等问题，这是黑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黑人遭受歧视和被剥夺权利的根本原因。为了增进对下层普通民众的了解，他经常深入南部农村去考察。他看到南方“黑人地带”4／5的黑人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土地，没有住房，负债累累，生计艰难[16]（vol.4, p.191,p.367）。他还看到黑人的犯罪率很高，黑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2%，其犯罪率却是整个美国的30%。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人青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造成的[16]（vol.1,p.153）。
    于是，布克·华盛顿得出结论说，只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使黑人培养勤劳、节俭、自制等良好品格，获得知识和实用技术，从事农业、机械、手工业、家庭服务和商业，争取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并努力发财致富，购置地产和房产，重塑黑人形象，赢得白人尊重，这样，白人就一定会赐给黑人一切应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用他的话说，黑人只要拥有“智力、财产和品格，就能解决公民权问题”，因为他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控制政府和权力的总是拥有财产和知识的人。[16]（vol.1.p45）[17]（p.13）
    1895年9月18日， 布克·华盛顿应邀在亚特兰大国际博览会上公开阐述了他的观点，使他名声鹊起。在演讲中，他呼吁南方白人“就地汲水”，不要依靠外国移民来满足对劳力的需求，而应利用南部800 万黑人所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是最为可靠的劳动力。他们“耐心”、“忠诚”、“守法”、“任劳任怨”，不会罢工和挑起劳资冲突，而且不会要求社会平等。他向白人保证：“在一切纯粹社会性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象分开的手指一样，然而在对于相互进步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上象握在一起的手一样。”[18]（p.755 ）显然这是表示接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社会现实。他呼吁白人资助黑人的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有用的公民，以免拖南部发展的后腿。
    布克·华盛顿同时呼吁黑人也要“就地汲水”，不要寄希望于迁移异地他乡，而应留在南部，并与南部白人培养友好关系，因为南部给予黑人发展的最好机会。他呼吁黑人远离政治，致力于农业、机械、家庭服务和商业等工作，并劝告黑人应该热爱最普通的工作，要感到“耕地与写诗同样光荣”[18]（pp.754～755）。他还告诫黑人应埋头工作，不要抱怨和抗议。他说：“我们种族中最为明智的人知道，社会平等问题的鼓动是最大的蠢事；我们将享有的一切特权方面的进步必须是艰苦的和不断的奋斗的结果，而不是靠人为的强制。任何有东西拿到世界市场上的种族不会被长期排斥在外。很重要、也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当拥有法律规定的一切特权，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行使这些特权的准备。”[18]（p.756）
    布克·华盛顿最后指出，如果诚如其所言，将来一定会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消除种族仇恨和怀疑，实现绝对公正、平等和物质繁荣的“新天堂”和“新地球”[18]（p.757）。
    亚特兰大演说赢得了在场白人的阵阵喝彩。在随后的日子里，贺电、贺信和邀请函纷至沓来。许多演讲协会不惜以重金聘其演讲。报刊杂志纷纷请他赐稿。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也在百忙之中写信向他表示祝贺[19]（pp.137～139）。 白人报纸把亚特兰大演说吹嘘为“黑人种族进步的一个转折点”，“白人与黑人能够公平相待的纲领”，有利于“增进南方白人与黑人之间完全的相互理解”[16]（vol.1,p79,p.80），而把布克·华盛顿吹捧为“黑人的摩西”、“新黑人”和“天上派下来的使者”[16]（vol.4,p.18,p.36）。
    一向湮没无闻的布克·华盛顿陡然青云直上，身价倍增，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分别授予他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同时也得到许多白人资本家，如美孚石公司的罗杰斯、北方铁路大王柯林斯·亨廷顿、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和南方铁路公司董事长威廉·鲍德温等人的赞赏和资助。1901年，卡内基捐助塔斯克基学院60万美元[20]（p.449）。
    总之，1895～1905年这10年间，布克·华盛顿的权力和影响登峰造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塔夫脱政府任命黑人官员、制订黑人政策都要征询布克·华盛顿的意见；北方资本家和慈善家对南方黑人教育的捐款分配要听从布克·华盛顿的意见；黑人报刊杂志为了争取布克·华盛顿的资助也唯布克·华盛顿马首是瞻，对他大唱颂歌，替他讨伐异己。布克·华盛顿在塔斯克基运筹帷幄，而权力影响波及全国[ 21]（ p.122,pp.114～115）[22]（p.76）。
    布克·华盛顿利用他突然膨胀起来的权力和影响，通过巡回演说、报刊文章和出版著作等形式广泛宣传他的主张，使他的思想在世纪之交的黑人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难怪有学者把1880～1915年之间这段黑人历史称为“布克·华盛顿时代”。[21]
    三
    正当布克·华盛顿雄心勃勃地推行着他的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计划时，作为大学教授的杜波依斯也在探索着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道路。
    杜波依斯对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形成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黑人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在于白人的种族偏见，另一方面在于黑人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于白人。所以应该通过调查研究、舆论宣传，改变白人对黑人的看法与态度，同时消除黑人的自身问题，改善黑人的自身形象。他写道：“黑人宣布肤色偏见是他们状况的唯一原因，或者南部白人回答说他们的社会状况是偏见的原因是不够的。两方面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改变任何一方都不能带来所希望的效果。两方面都必须改变，否则任何一方不会有多大改善。”[23]（pp.269～270）
    于是杜波依斯从两方面设计他的解决黑人问题方案。首先，他强调黑人要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他象布克·华盛顿一样认为贫困、无知和犯罪是黑人民族崛起的严重障碍[24]（vol.1, p.137）。为此，他认为黑人需要一个包括道德重建、经济发展、振兴教育和创建黑人文化等内容的多方面的计划。
    关于道德重建问题，他指出，黑人必须实行“自我改造”，消除作为奴隶制遗产的缺乏道德约束、犯罪率高和懒惰等问题。他说：“除非我们征服我们目前的罪恶，否则它们将征服我们。”[24]（vol.1,pp.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