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发生了一场大骚乱。这次骚乱是因为法庭判决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四名警察无罪释放而引发的。骚乱的发动者是黑人,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偏袒白人的司法机关和压迫黑人的社会制度。然而,无论是参加骚乱的人数还是在骚乱中被捕的人数,最多的不是黑人,而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此外,在骚乱中遭受损失最大的不是白人,而是韩国裔。此次骚乱从萌发到结束,前后13个月,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死伤人数和造成的财产损失之惊人,社会性影响之大,都是美国城市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使洛杉矶这座向来以民族多样性和因其在20世纪迅速崛起使市民感到骄傲的西部大都市,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多民族冲突的场所"。洛杉矶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为何爆发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史上最大的一次骚乱?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何在?本文将从中心城市的贫困化、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公正的社会司法、新闻媒体的作用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心城市的贫困化 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洛杉矶的社会经济经历了快速、持续的发展,成为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本世纪初成为西海岸第二大城市,30年代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1990年一举变成美国第二大城市。对个人而言,城市的发展孕育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为那些雄心勃勃者创造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洛杉矶被一些美国学者誉为20世纪实现"美国梦之都"。 与洛杉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极不相称的是十分严重的社会贫困问题。这种贫困问题在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区附近的市中南区最为突出。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南区才成为1992年骚乱重灾区。在洛杉矶市中南区,社区服务差,教育设施很不完善,学校拥挤不堪,许多学生辍学。种族歧视限制了黑人的流动性,他们居住在破烂不堪的老房屋里,市区绝大多数住房是40-50年代建造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从人口贫困率和民族构成来看,洛杉矶中南区的贫困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在各民族中,黑人和西班牙裔所占比率最高,分别为56%和42%,而亚洲裔和白人分别为12%和13%。〔1 〕中南区的贫困率比全市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单亲家庭又比双亲家庭高,黑人和西班牙裔为最高。此外,洛杉矶市中南区大量闲散人员的存在,尤其是大量青年的存在,是骚乱爆发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洛杉矶市中南区失业者、辍学者所占比重较大,在16岁以上人口中,失业者占42%,约有5万人口。 那么,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阳光带大城市为何会出现反差如此强烈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首先,城市郊区化加速了城市财富和就业机会的空间转移,导致就业机会和经济资源外流。5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商品、信息和劳动力的流动空前加快。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加速发展,既缩短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交往,也促进了各地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到70年代初,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美国各地城市郊区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美国由此也步入郊区化时代。这是"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又一次历史性转折"。〔2 〕更重要的是,郊区化步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加快。在人口向郊区迁徙的同时,资本的投资和企业也在向郊区转移,造成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机会流向郊外。就全国而言,在80年代初各城市平均每年有近100万份就业机会流往郊区。〔3〕中心城市就业也有部分增长,但多为科技含量较高的服务业部门,与被困于中心城市的文化素质较低的下层劳动力无缘。在城市郊区化进程中,西海岸城市是"先行者",而东部城市效行其后,从而改变了"在城市发展方面追随东部的局面"。这种特征和作用在洛杉矶非常突出。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是洛杉矶地区,郊区化的结果之一是,部分白人居民迁居郊区后,仍然在中心城市就业,使郊区具有鲜明的"住宅郊区"特色。随着人口外流,各种购物中心和商城相继在郊区出现。许多大型企业为了谋求发展,也纷纷关闭了其在市区的企业和工厂。80年代的10年中,从洛杉矶中南区先后迁往郊区的大大小小工厂和企业多达220多家,相应地, 一大批高科技中心、工厂、办公大楼以及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中心等,也分别在洛杉矶市外缘地带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个"外缘都市"或"边缘城市"。在各大公司纷纷迁出中心城市后,那些与大公司在业务上密切相关的数百家中小公司也因失去了服务对象而相继停业,造成了中心城市低素质劳动力可以利用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减少,〔4 〕并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的失业率和人口的贫困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那些技术和文化含量较低的低薪就业机会减少。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了产业向自动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向两极化发展。一方面,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产值所占的比重在整个经济中比重大幅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却在迅速上升。在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机会日益萎缩的制造业部门,就业机会和工薪也在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就业机会增多,而对技术和文化要求较低的行业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第二,在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70年代的8%增加到80年代的16%, 加大了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但是,随着国际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贸易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的挑战,进出口贸易在70年代由顺差转为逆差,到1987年,美国的进口比出口多出40%。国际竞争对制造业中如汽车、家用电器和玩具等行业对技术素质要求较低的低薪就业机会冲击较大,为了谋求生存,不少厂家关闭了在洛杉矶市的工厂,到海外办产业。〔1 〕那些在美国国内继续谋求发展的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一方面尽量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在签订合同时实行转包合同制的方式。这样,在货源充足时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在货源紧缺时又能避免因本单位生产不足而劳动力过剩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洛杉矶象其它外贸发达的城市一样,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短工人数迅速增加的现象,表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明显增加,也就意味着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增加。 再次,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加剧了洛杉矶市区的贫困化。就联邦政府而言,在战后,南加州一直是美国联邦国防支出的最大收益者之一,"南加州经济一直是国防工业这个类固醇促发起来的"。〔5 〕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国防开支,洛杉矶首当其冲,其直接表现就是一些大公司接受的联邦合同锐减,公司被迫大批裁员,社会失业率迅速增加。到1992年,洛杉矶市中南区"最大的雇主"是联邦、州、县及市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学校。而各级政府在教育和其它福利方面支出的减少使市中南区的贫困人口丧失了必要的生活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一直在削减对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资助,削减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联邦资助的减少,迫使市政府压缩其市政开支,导致市中南区那些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社区机构纷纷解体。贫困人口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作为市政府了解中南区的社区状况的窗口也不复存在。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洛杉矶市中南区成为政府的"弃儿"。 最后,外来移民特别是大量非法移民迁入洛杉矶市区。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改革以后,到90年代入境的各类合法与非法移民共达2000多万,他们中间以青年人口最多。〔1 〕合法移民中高中以上学历者比重较大,而非法移民中以低学历和文盲者居多。从全国看,洛杉矶与迈阿密和纽约市一起成为当代外来移民入境人数最多的主要口岸,其中绝大多数移民都在洛杉矶地区定居。这些移民成为劳务市场中的有力竞争者。雇主愿意雇佣非法移民,是因为非法移民在非法入境后最为迫切的就是在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时尽快找到活干。而雇主利用非法移民担心身份暴露后被驱逐出境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高额利润。因此,在洛杉矶市中南区的贫困人口中,除了失业或半就业的黑人外,又多了一种新的贫困人口:就业的非法移民,其中西班牙裔最多,他们没有购买任何保险,也没有资格和权利享受美国政府规定的其它福利,加上文化层次低,经济上比较贫困,而洛杉矶市区又因外来移民人口增加过快,造成房源紧张,房主也无意改善住房条件。所以在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市中南区特别是西班牙裔居住密集街区,同黑人居住密集的街区一样,破败现象严重,民怨积深,一旦遇到爆炸性事件,自然会引发社会性的大骚乱。 总之,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洛杉矶市中心市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黑社会经济、毒品和社会犯罪等问题进一步泛滥。洛杉矶警察局在骚乱后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到1992年,洛杉矶中心城市区的各种问题--黑邦犯罪、毒品、贫困、无家可归者以及日益升温的民族紧张关系--越来越支配着洛杉矶大多数市民的日常生活。洛杉矶市已经成为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的炸药包。"〔6 〕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有两件事情发挥了导火索的作用:一是黑人青年罗德尼·金被殴打后失之偏颇的司法审判结果;二是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洛杉矶在这一年间就丧失就业机会24万个,市政府也因经济衰退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一些市政计划相继被迫终止,这使那些参与这些项目和计划的劳工丧失了就业机会。在经济状况不见好转的情况下,罗德尼事件的发生为那些被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们发泄自己的各种不满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二、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 自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作为一州加入美国联邦大家庭以来,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外来移民赋予了洛杉矶以人口多样性特征。在1970年以前,洛杉矶市人口中,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11%,到1990年上升到32%,是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中最高的。在同一时期,该市人口的民族结构中,盎格鲁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0%以下降到40%以下,成为"少数民族"。1990年洛杉矶市中南区的总人口中,黑人的比重为49.2%,拉美裔为44.8%,盎格鲁白人为3.6%,亚洲裔为1.8%(主要是韩国裔和一部分华人)。(注:关于1965年移民法改革及其影响,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第288 -302 页。 关于洛杉矶市民族人口比重变化,见George O. Totten Ⅲ and H Eric Schockman,Communityin Crisis,P.50.) 在各个民族群体中,黑人比较引人注目。居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黑人占加州黑人总数的80%。〔7〕在洛杉矶, 黑人主要集中在中南区的瓦茨区定居。40年代时这里的人口仍以白人为主,工业云集于此,就业机会较多。黑人在经济上贫困,文化素质又较低,大多数人住在比较破旧的房屋里。五六十年代,随着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化的加快,洛杉矶中南区成为一个黑人社区。二战后由美国南部地区迁徙而来的黑人也纷纷前来定居。 就在洛杉矶市黑人不断增多的同时,该地区的西班牙裔也与日俱增,到1990年,其人口数量已达1330多万,其中80%分布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等州,另一部分散居在美国各地。西班牙裔人口中贫困率较高,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移民入境时经济上比较贫困,文化程度较低。洛杉矶的西班牙裔居民人数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是最多的。 由于50年代以来黑人和西班牙裔这两个民族人口的增加,洛杉矶市中南区的民族人口的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黑人主要居住在该区内的西南区,拉美裔主要居住在东北区,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韩国城。自1965年以后,入境的韩国裔移民日益增多,他们大多都是在韩国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经商经验的中产阶级,不少人选择洛杉矶中南区开办商店和杂货铺等。到1990年,在南加州,共有3320家韩国裔各种小商店和杂货铺,年销售额达18亿美元。 在战后郊区化不断发展、中南区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必然会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洛杉矶市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中,首先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矛盾。由于60年代以来,拉美裔移民的迅速增加,两个民族在就业、住房、政治权利乃至毒品走私等主面存有不可避免的竞争,尤其在就业和政治两个方面最为激烈。 亚洲裔和拉美裔两个群体的人口在70-90年代增长都较快,外来移民较多,但不同的是,亚洲裔中的学历普遍较高,因而在就业市场上谋职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与白人平均水平接近,他们与拉美裔就业取向方面冲突少,在整体上彼此矛盾相对较小。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南区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都对韩国裔持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和情绪。不少黑人和西班牙裔认为,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的消费为韩国裔开办商业提供了产品销售市场,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不断购买韩国裔的商品,才养活了韩国裔商人,而韩国裔提供的服务却很糟糕,他们既没有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将所得利润投入当地社区的发展,或者以任何方式给当地的消费者以回报。 尽管韩国裔和黑人领导人为缓解双方的矛盾曾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一些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两个民族的关系。双方的冲突之所以频繁和激烈,除了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业主与消费者关系所引发的矛盾外,还有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因素。黑人认为,韩国裔持有一种与白人相似的种族歧视,对黑人顾客和消费者常有失礼和失敬现象。韩国裔做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与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黑人和其它民族在民族意识、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用本民族的理念去衡量和要求对方,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磨擦。而且黑人还认为在商业方面,韩国裔采用了不公平的手段与黑人竞争。1991年3月-5月间,洛杉矶市中南区发生了两起韩国裔枪杀黑人的事件,使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因此,在罗德尼事件发生后,黑人在观望着,等待司法机关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而在锡米谷法庭宣布四名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无罪释放时,蓄势待发的怒火终于转换为巨大的社会能量,其打击对象自然而然地转向韩国裔社区的各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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