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中华民族精神哲理化、道德化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把中华民族精神用历史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出来，让人们去感受，而且也让人们去回味和思索。《史记》所记的人物和所叙的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反映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写作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弄通古今变化的规律，形成自己独家的观点，这就离不开上升到哲理层面的探讨。就以“天人之际”说，如果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天命、天道，而由天控制着人事，那么司马迁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提出了“余甚惑也，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又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否定天意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倾向。这与《史记》讴歌民族精神中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这就使中华民族精神从哲理上说，是强调民族自身的奋斗精神，而不迷信、不依赖天道和宗教鬼神。司马迁注意到古今历史的变化，试图找出变化之规律，反映了他以变看待历史事物的思维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积淀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含有道德化色彩，民族精神与司马迁进步的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春秋》”的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春秋》“善善恶恶”，“采善贬恶”。他当然重视《史记》的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司马迁一方面受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的影响，推崇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封建伦理；另一方面又受人民的道德的影响，赞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秀品质。他所肯定的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许多人物形象，大多数具有进步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虽不是衡量一个历史人物历史功绩大小的唯一标准，但道德品质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我们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包括民族的劣根性，而指民族的积极的精神面貌，因而民族精神总是与优秀的道德品质相联系。司马迁的道德思想可贵之处，不仅有一般的对人性的善恶之分，而且有自己的超越前人的义利观。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强调义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又肯定求利也是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合理性。他敢于为商人立传。钱钟书在《管锥编》说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卓识钜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商人是民族成员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当然也体现在这一人群身上。当然义利应该是统一的，离开义，偏面求利，会造成“利令智昏”。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列传》论赞中批评平原君“未睹大体”，“利令智昏”，就是一例。而像《货殖列传》中所叙的范蠡、计然经商聚财，使越国富强，灭吴报仇，正是义利统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优秀的道德品质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后人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将中华民族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加以人物化、形象化；又把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使中华民族精神深入人心，流传久远，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以及提高民族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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