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岛津氏对琉球王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阁下”。但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经定致琉球王的信中称“陛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谕”字样。因此，东恩纳氏指出：时至日本庆长之前，萨摩对琉球“使用善邻、同盟、昆弟之对等文字”，“岛津氏对琉球的地位并不很高，莫如说是对等的国际关系。在相互往来的文书中，常用对等之礼，毫无命令或下达的意味”。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称“琉球世主返报岛津相模守殿”，也是对等通交，而且是基于岛津氏的要求，仅表同意修交而已。元龟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自称“中山王进献岛津修理大夫殿围章”，而内中则称“殊修邻好之交义（谊），倍联绵事，此方以为可同意也”（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7页。）。天正十二年（ 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的书简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后，不违旧规，可修邻好，事所庶冀”字样（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 卷，第18页。个别文字、断句，稍有改动。），进一步表明了琉球与萨摩的对等地位。
    当时琉球与其他日本大名的关系也是对等的。 如日本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种子岛时尧，准其船舶来航的信中，则有“贵国船舶贩运之事，妙满寺业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据以呈报三司官。种子岛以往对琉球有忠节之义，自今年起，可准许贵国一艘船舶贩运之事，特此谕知。”（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 页。）这一信件说明，当时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国的权能来准许交通贸易的，从琉球来看，岛津氏也不外是一贸易国而已”（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天文三年（1534年）， 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国秀试图出兵征讨琉球。岛津氏在将此事报知琉球的书简中言称：“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岛津氏对琉球“卖恩”。但东恩纳氏认为，从上述行文可知，“既使岛津氏本身，也不认为琉球全然在自家领内”（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6页。）。天正十年（1582年）， 武藏守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言称：“公若能诛杀〔明智〕光秀，则日本六十余州将归于掌中。我在国内无所希求，请赐给琉球。”（注：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159页。）这是把琉球作为国外的又一证据。 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取下腰扇为其写上“龟井琉球守”，仅此也可说明当时的琉球并非萨摩附庸（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
    德川幕府末期，大学头林炜主编的《通航一览》（1853年）中记载：“彼国〔琉球〕在萨摩方面徒谓附属，但是并无现今君臣附庸之姿。”东恩纳氏指出：这是“揭穿真相之言”，并称“庆长以前的萨琉关系，有如学者历来所说的，并没有政治性的意义，莫如说是经济性的”，所谓“彼琉球国，附庸于我藩久矣”等等，“显然是庆长以后，岛津家的政治学者人为的豪言壮语”（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 第19页。）。日本明治初期成书的《南聘纪考》，在嘉吉元年条内言称：“琉球国，原冲绳岛，自往古列（入）十二岛，附庸于萨摩方者久矣。事见长州藏本《平家物语》。 自得佛分（岛津久经）补之地头， 大抵250余年。其间，渐为战国、南北分朝，我藩亦剧扰，未暇以怀远邦。
    四庆长十四年萨摩入侵琉球
    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三木靖氏记称：“庆长十四年三月四日，大将桦山久高、副将平田增宗和士兵三千人，搭乘兵船一百余只，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平定大岛、德之岛、永良部岛，二十五日从古守利岛登陆，四月五日占领首里城，最终平定琉球。五月十七日带着尚宁王、具志头王子朝盛以下一百余人质，从今归仁出航，二十四日返回山川……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翌年（1611年）九月，尚宁归还琉球。”“至此，已经支配了二国一郡的岛津氏，又增加了一国的统治，扩大了领国范围。”（注：三木靖：《战国史丛书10·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如上所述，萨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与萨摩的关系是对等的。幕府“也历来承认琉球的独立，对其决没有纯然的所有权”（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9页。）。 所谓“平定琉球”或“讨伐琉球”实际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
    其一、据佚名作者《琉球渡海日记》记载，当年四月五日，萨军在大湾（渡久地）登陆，则是一边放火一边向首里城逼近，以致沿途百姓弃家逃奔。四月一日，萨军进入首里，说是接管而实际是前所未有的浩劫。据载，当时以桦山久高为首的主要将领，分别带领入侵士兵，将首里城中凡是“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金银、丝绸和珍贵物品，概行登记造册、攫为所有。仅此一事，便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然后，则是分批从那霸运往鹿儿岛的山川港。
    其二、扣压人质、迫使琉球屈从。萨军入侵琉球后，将尚宁王等俘至鹿儿岛，除了带往骏府、江户，谒见幕府将军外，实际是被拘留在萨州。据称，及至庆长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尚宁王等被迫出具“誓文”，才得以生还，前后被拘留二年五个月之久。尚宁王归国后向萨州派遣“国质”。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为国质事，遣金氏摩文亲方安恒六月到萨州。翌年，安恒沾病回国。嫡子松金安基，代父留萨州。癸丑（1613年）十二月回国”等等。尚宁王去世后，改为每年派遣“年头使”，以行聘问之礼。此外，则是遣使谒见幕府将军（亦即“上江户”）。据宫城氏研究，从1634年至1850年，琉球以所谓“谢恩使”和“庆贺使”的名义，派遣“上江户”的使节合计18次。但宫城氏指出：这是萨摩强制要求的，内中含有岛津氏借以炫耀“特殊奉公”的意图（注：宫城荣昌：《琉球使节上江户》，第一书房1982年版，第11-12页、第 1、21页。）。东恩纳氏也称：“历代萨摩藩主都希望晋升为与家久一样的官位，因而讲究种种苦肉之策。最为巧妙运用的，是（岛津）吉贵，而故技重施的，则是（岛津）齐兴”。
    其三、强占琉球北方五岛，迫使琉球对萨摩纳贡。《中山世谱》附卷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萨州大守遣……阿多氏等，均井地，正经界，而始为赋税。从此，每年纳贡于萨州，永著为例。”“三十九年……家久公出赐琉球一纸目录。此时，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与论，始属萨州。”据宫城氏研究，岛津家久派人对琉球进行“检地”之后，责令琉球每年缴纳约6000石“贡米”和芭蕉布3000段（每段约一成人用布长度）等实物（注：宫城荣昌： 《琉球的历史》， 第105页。）。后来，土地产量评定有所更动，负担也有变化。 庆长十八年六月，全部改为银两，但芭蕉布等萨藩用品必须缴纳实物。
    其四、萨摩入侵琉球后，变成中琉贸易的盘剥者。当年，岛津氏通过琉球可从中获得“唐十倍”的利润，因而千方百计控制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如1683年（日本天和三年）琉球购买了中国册封船携带的货物，未经萨摩而直接转销京都、大阪、长崎之后，岛津氏则发出“禁令”，要求琉球只能在鹿儿岛出售。至于琉球特产的出口，岛津氏也要求限定在萨摩交易（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21页。）。进而， 则是利用琉球遭到洗劫的困境，由萨摩筹款或由萨摩商人出资，使琉球从事“傀儡贸易”（注：参阅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125页。）。
    岛津氏为了长期从中获得利益，于1632年（日本宽永九年）开始，在琉球那霸设置任期3年（也有2年说）轮换的“在番奉行”，其馆舍称作“假屋”。有人将之称为“统监政治”。然而，“在番奉行”之职，乃是具体事务者，不具备“统监”的身份和地位；再者“监视”与“统监政治”的含义不同。据《球阳》记载：尚丰王十一年（1632年），“萨州川上氏率横目一员、附众二员……奉使抵国，以为监守，俗称在番众或镇守官。此时始设旅馆数座，安插其使者”；“崇祯年间经受德（俗叫道雪）奉太平守公命移来中山……始为大和横目，观察球人及镇守官员行事善恶，其后日本人居住中山者多授此职。至于近世。本国之人奉萨州之命而任此职也。”（注：球阳研究会编：《球阳》附卷1， 第590页42条。）可见，萨摩“在番奉行”的实际作用， 也与近代日本兼并朝鲜之前的“统监政治”不同。
    总之，大城氏认为：萨摩入侵琉球“与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具有相同性质”（注：大城立裕：《琉球的历史》，第63页。）。换句话说，也即属于对外掠夺和压迫的侵略战争。这场侵略战争改变了以往琉球与萨摩间的对等关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琉关系。
    五对岛津氏统治琉球的疑问
    三木氏在著书中言称：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而佐藤三郎氏则称：庆长十四年之后，琉球“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注：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99-100页。）仲地哲夫氏也说：“由于岛津氏侵略琉球， ‘琉球王国’的性质，与以往根本不同了……以‘国王’为首的摄政三司官就任时，要提出申请并使之宣誓忠诚”，“‘琉球王国’已服从岛津氏的实质性的统治。”（注：仲地哲夫氏解说，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125页。）这些说法， 与日本政府的《说略》可谓一脉相承。但从历史情况来看，则是大有疑问：
    一、琉球王就任要向萨摩“提出申请”的说法，显与琉球国史记载不同。《中山世谱》附卷记载，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对此，第三部琉球国史《球阳》（1745年成书）作了详细附记：“先王尚宁无有生男育女，王之亲族、法司、群臣相议，擢尚恭公浦添王子以为世子。已以其事奏闻萨州太守家久公，已登世子位。泰昌元年，尚宁王薨，世子尚恭公九岁，不能治国教民。由是，法司官毛凤朝读谷山亲方盛韶与同僚相议曰：世子尚恭公幼稚，不能任国政……先以其父尚丰公中城王子朝富举登宝位何如？同僚尽心极思曰：公之所言诚是也。然而事已奏于萨州，如何可易？毛凤朝曰：今奉尚丰王即位而后，予赴萨州启奏此事。若事有不成而责咎之罪……予身甘受而已。三法司相议，招集群臣，嘱以丰王登极缘由。群臣佥以心服，即请尚丰王登极位……于是乎，盛韶赴萨州，启奏太守家久公。泰昌二年，太守公遣川崎骏河殿……进香于尚宁王，亦庆贺（尚丰）王即位。”（注：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第587-588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尚丰王逝世、尚贤即位，《中山世谱》附卷也只是记称：“为讣闻尚丰王薨事，先遣潘氏……五月到萨州”。“本年，为禀明尚贤王即位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七月到萨州”。仅此而已。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尚敬王即位，幕府将军近侍新井白石也只是记称：“十一月琉球使来，贺将军继任，并告其王即位。”（注：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如谓向日本“提出申请”，则当有谁人准允的记载。 而《中山世谱》专门记载日琉关系的附卷，也无此种记载。所谓岛津氏受命“册封”琉球王子说，是难以成立的。
    二、所谓岛津氏派遣奉行“指挥”首里政治，或“实质性的统治”问题，这涉及萨摩有无统治琉球的权限。仲原氏在论证时言称：“平定琉球的消息，被传到骏府和江户。七月七日，德川家康便迅速表示将琉球给予家久之意”。继而则称“以下文书可以为证”。但不知是仲原氏的记述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有误，用来作证的文书日期，却是“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与仲原氏的记述相差两日。而文书的内容是：“报告琉球迅速平定，系尔之功。因尔进呈彼国，命尔益加处置”。如且不论这一文书没有原始出处，退而言之，既或有之，也只是“益加处置”，而非“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