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诸子起源的问题,可以说从班固到章太炎,一直都在肯定诸子出于王官。后来虽然有诸子出于职业说予以补充,但并没有影响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在论析诸子起源这一问题时的主流地位。班固之说自不待多言,我们现在应当提到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章太炎力主《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正确,谓“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并补充说:“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又说:“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482页)太炎先生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从诸子出身谱系详论诸子出于王官说之正确,其影响是很大的。
    就诸子起源而言,谓其出于王官也好,出于职业也罢,都是从诸子其人的社会身份的角度进行的考量,而不是从诸子学术角度的考察。当然,“诸子身份”与“诸子学术”二者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汉书·艺文志》所云诸子出于王官,似乎兼顾了二者,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但其言诸子学术,乃是现实中的诸子学术,而不是此种学术的渊源所在。所以说班固的说法,是以诸子的社会身份为基础而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这种侧重于诸子身份的说法,遭受诟病的关键所在也正在于此,诸子本人的社会身份除了老聃以外,恐怕都很难说是“王官”。胡适正是从这里找到了抨击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缺口。例如,王官说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胡适指出:“《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所能梦见。”又如王官说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胡适则谓:“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纵横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岂为渊源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3册《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5～26页)单从诸子社会身份并不能真正说明诸子学术起源的问题。胡适有一个反问,很有道理。他说:“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28页)应当说,胡适的这些看法言之有理,甚为雄辩。
    三
    如果我们不从诸子的社会身份这个角度来看诸子起源,而是分析其学术统绪问题的话,也许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诸子起源问题。从诸子学说的内容和特质看,可以说子学皆滥觞于经学。这个“经学”,非是诸子之经学,而是西周春秋时期所形成的六经之学。纵观作为诸子中之巨擘者儒、墨、道、法几家思想的萌生,或可说明此点不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游文于六经之中”,这些内容皆不出六经范围。再说墨子,其论点皆以“先王之书”的说法为终极证据,据统计,在《墨子》书中称引《尚书》之处多达三十(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5页)。墨子本人并不只是一位“茅屋采椽”的工匠,而且还是一位饱读诗书之士。他对于六经的熟稔不亚于其他学术大师。再说道家,其所持的阴阳变化之道、相反相成之理皆可于《易经》中寻绎出其端绪,班固讲道家时就曾指出“《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第1732页)。再说法家,其基本理念皆源起于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论,它所讲求的教化、刑赏、治术都可以从六经中发现其遥远的影子。经学犹如雄峙的巍巍昆仑,诸子学则是从它那里发源的众多河流。诸子起源的这种情况,用《庄子·天下》篇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学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学术基本格局。
    诸子学是对于经学的突破,它对于社会与历史有了更大范围、更新层次的认识,这个前进是经学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此正所谓“反者道之动”(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诸子学到了汉代,由杂乱无序初步梳理出统绪,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反者道之动”。其所建立的范式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至胡适提出新说,才对于这一范式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于旧说的抨击正中肯綮,直有摧枯拉朽之势,并且其分析诸子学的真正起因的时候也还提出了卓见。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32页)。
    应时而生之说,是很正确的。班固梳理诸子统绪时似已涉及此一问题。他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第1746页)所谓“取合诸侯”,意即在列国争锋称雄时为富国强兵而出谋划策,这正是诸子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诸子讲学授徒、干禄奔走于列国间,除了有维持生计和实现救世之志的远大抱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续承学统,使其不至于断绝。所谓学统,简言之,就是学术的统绪。历来把统治权力的延续称为治统,把统治思想的延续称为道统。王船山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页)而思想与学术的延续则可谓学统。它与道统有关系,但还不是一回事。
    为传承学统而兴起诸子之学,其荦荦大端者可有如下三项。
    其一,诸子视学术为生命的家园。孔子讲学途中遇困于匡,他曾大义凛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8～579页)孔子以文武之道的承继者自命,浩然之气充盈天地。汉儒曾经概括孔子承继六经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谓:“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为传承作为古代学术经典的“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而研读、授徒和奔走,其精神支柱就是“斯文在兹”,必须由我而得延续,不能因我而断绝。《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汉儒亦谓“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诸子,如孔门弟子、墨门师徒者,固然算不上有官位的“搢绅先生”,但作为“邹鲁之士”,他们所矻矻坚守的就是以《诗》、《书》等为代表的古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