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安贫乐道,固守学术之域。诸子弟子固然有不少人为生计而干禄入仕,但亦有不少人为治学而甘于穷困,如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89页)。再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3116页)。仲尼弟子“隐而不见”,而不显于世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史记·儒林列传》,第3116页),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于天地间无所逃避的“道”。再如恪守“神农之言”的农家学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2705页),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谋食,而是要守卫传统的神农学说。
    其三,诸子衷心热爱古代学术,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吕氏春秋·博志》篇谓: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6～1628页)。
    传承昼思夜想的“先王之术”,正是孔墨等诸子之学的重要内容。诸子多以饱学诗书、胸怀先王之术而自恃,虽贫穷而不自卑,例如:“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87～688页)这种自乐自足,是诸子固守学术的精神支柱。儒家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论语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2491页),也是这种气概的表现。
    综上所述,愚以为对于诸子起源问题可以有以下的基本认识。作为社会身份的诸子与作为学术的诸子之学是两个有一定区别的概念。诸子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不是王官,说诸子出于王官,显然不确。然诸子之学与西周春秋时代形成的作为官府之学的六经有着源与流的关系,若说诸子之学源于王官之学,也不能算错。诸子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为“士”,这些“士”是那个时代最初走出宗族藩篱的一部分人,他们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生计。固守学术不仅是其立身之本,而且是其精神支柱。他们研读古代经典文献,传道授业,以传续学统为己任。这是诸子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