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书中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引用国际法中关于确定一个政治实体的原则，他认为西藏从来就有土地、人口，有政府实施管辖权，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有主权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断定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针对这种说法，杨公素的《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61]引用了大量史实和文献说明上述判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13世纪元朝开始，西藏一直在历代中央政权管辖之下，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政治实体。针对范氏所说达赖喇嘛是统一的西藏的主权者的谎言，作者指出，达赖喇嘛并不是格鲁派固有的封号，而是中国清朝皇帝所赐给的。格鲁派在西藏宗教界之所以能居宗教统治地位，也完全是由清政府扶植与培养的，达赖喇嘛从来就不是什么统一的西藏的主权者。(29)
    此外，李泽锐的《殖民主义者侵华策略的自白》[62]分析了国际基本原则，戳穿了《西藏的地位》所赖以立论的“理论根据”。文章指出，传统国际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质变，转变为现代国际法，其根本大法就是《联合国宪章》，而范氏的“国际法”则是一本概念混乱的大杂烩。还有张植荣的《对历史与国际法的严重歪曲》[63]等文章，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评述了范氏的《西藏的地位》一书。(30)
    (二)著作
    1986年～2005年间，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著述主要如下。
    周伟洲主编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31)比较厚重。该书以时代为次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细致考述和深入研究，有理有据地揭露和批判了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政策、手段和罪恶目的等。
    帝国主义侵藏研究专著，有关英美侵藏研究方面的较多，而俄、日侵藏方面的甚少，王远大的《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32)和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64]两书问世，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王著详述了从1870年至1917年俄国利用各种形式侵略中国西藏的历史。(33)秦著分10章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近代日本(1868年～1945年)与我国西藏地方之历史关系，利用大量的日文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以日本近代史中的明治、大正、昭和3个历史时期为顺序，系统地论述了自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日本渗透侵略我国西藏的具体过程，详细地披露了日本侵藏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染指我国西藏的真实面目。
    另外，这一时期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藏族学者用藏文撰写出版了相关的藏文著作，比如彭次(Phun Tshes)编著的小册子《论热达事件及其性质》[65]，简述了1933年10月30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场尖锐斗争。对热振土登江白益西执政、龙夏事件、达扎集团篡权、热振被害、西藏僧俗民众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等均有详述，价值可见一斑。二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逐步推进，藏学界逐步译介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些就与民族西藏史以及帝国主义侵藏史密切相关。以“他山之石”从另一个视角透视帝国主义侵藏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中，美国凯斯两部保留地大学的梅·戈尔斯坦教授1991年出版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94年出版了该书的汉译本(杜永彬译)。(34)除前言“导论1913～1951年的西藏社会”之外，此书分上、下两篇：《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热振当政时代(1913～1941)》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政时代(1941～1951)》，共21章，(35)详细介绍了西藏从1913到1951年间的历史，其中不少涉及帝国主义侵藏的历史事实，最后是《结论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书后附有《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俄协定》《西姆拉条约》《西藏主要职官和特殊机构名称简注》《关于藏文拉丁字母转写和缩略语的说明》等。汉译本书前有原作者写的汉文本前言及王尧的序言。总的说来，该书作者秉持所谓“中立”态度，相对客观一些，此外，最重要的是该书在藏、汉、英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很有参考价值，应该说是海外民国时期西藏研究的一部杰作。其他译著还有《现代西藏的诞生》和《今日藏族牧民》[66]等，在此不赘。
    余语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术领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多年来，该领域各方面的论题均有所涉及，有所创获。总体而言，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新社会带来了学术新生，藏学研究亦然，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侵藏史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并取得重要进展。可惜的是，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得以拨乱反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从1977年～1985年间，学术界在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全国藏学研究起到了组织、协调和引领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课题，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术专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使得过去一度的动荡时局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已经趋于常态化，一批批专业人才逐渐成熟和成长起来，他们接受过专业的科班训练，具有国际视野，专业和外语基础都比较扎实，在继承前辈专家学者为学、为人的基础上，经过自身努力，很快就成长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跟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中国藏学领域过去那种人才断层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在此大背景下，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也取得了上文所述的许许多多重要学术成果，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后有待加强的工作依然不少，大致说来，略有如下数端。
    1.有些论著讨论问题时文献资料的使用失之片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应该抓紧对近现代相关涉藏史料的整理研究。跟语言学的“无一字无来历”相似，史学的根本精髓在于“无一事无来历”，文献史料的整理是我们掌握话语权的最根本一步，是今后继续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事实依据。只有在全方位掌握论题相关的资料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考察，以得出信实的结论。
    2.调整研究心态至为关键。由于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的特殊性，我们有些学者讨论问题时总以剑拔弩张的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在坚实的历史考察研究基础上，以平实的语言去描述严峻的问题，更能触动读者心灵。以对话说理的方式去沟通，这样做也更便于学术交流。
    3.研究视角亟需多元。从他者的角度考察问题更多方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在百年来西方人士的著述中，虽然大量充斥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但是从这些著述里，我们可以从其表述的“大量事实”里敏锐地发现事物的另一面——即真实的一面。比如，从当年率兵侵藏的荣赫鹏的书里，我们不难窥探到作者赤裸裸狰狞的侵略野心等。因此，西方人的相关著述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慎重对待，仔细研读，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吸取其中的“营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许更加有效。
    4.人才培养迫在眉睫。总体看来，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的藏族学者极少，需要加紧培养，这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藏族学者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现代大量藏文史料有用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个宝藏有待开发，且更有说服力。
    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必须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在“技术层面”与国际全面接轨。与此同时，要勇于在帝国主义侵藏史研究方面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广泛的交流，鼓励用英文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