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符瑞志》为沈约新创的体例,该志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起自伏羲,终于刘宋,主要阐述该时间段内重要的文化、政治人物的出生、成长的非常经历;中、下卷起自两汉,终于刘宋,中卷专记各种重要“瑞兽”,如麒麟、凤皇(凤凰)、青(黄)龙及白虎、甘露等,下卷记述嘉禾、瑞鸟、小型祥瑞动物以及矿产异宝等。从体例安排看,三卷之间井然有序,依据政治、文化人物历史作用的大小编次,有严格的主次顺序。①从史学史研究视角来看,《符瑞志》至少包含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主张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五行相生说),其目的在于证明政权禅让的合理性;二是为服务这一宗旨,沈约不惜笔墨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种神话传说、神仙方术、天人感应及谶纬思想进行总结,并将它们附会于不同时期不同政治人物(一般是禅位之君或继位之君)身上。
    如何评价《宋书·符瑞志》在史学史上的价值?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批评意见为主。如刘知幾称《符瑞志》“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1](P74)陈振孙认为:“《符瑞志》不经且无益,其赘甚矣。”[2](P101)《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观点:“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3](P625)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和重新定位的必要,理由有三:第一,要考虑到《符瑞志》撰写的社会背景以及沈约借此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第二,未能深入发掘该志在神话学、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方面的独特史料价值;第三,《符瑞志》前承五行相生哲学思想,后启《魏书·灵征志》、《南齐书·祥瑞志》,在历史编纂方面有一定影响。
    一、沈约与《宋书·符瑞志》的创立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生于宋文帝统治时期,卒于梁武帝萧衍当政时代。他远溯自己的祖先至少昊金天氏,有“昔少昊金天氏有裔子曰昧”[4](P2443)云云。从东汉沈靖开始,沈约祖辈代代为官,而且有家学渊源,到东吴时达到兴盛。东晋建立后,吴兴沈氏成为举足轻重的门第,时称“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沈约的祖父沈林子为刘宋的开国功臣,其父沈璞“童孺时,神意闲审,有异于众……年十许岁,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学不倦,善属文”[4](P2461)。史籍载沈约少时即“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减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5](P1410)。
    沈约一生历仕宋、齐、梁三代,参与诸多政治活动并结交有关权贵人士,形成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符瑞志》创立的思想基础。宋时沈约曾官至尚书度支郎,掌军国财务及会计。[6]齐代宋后,齐高帝萧道成很看重他的才华,命为嫡皇孙萧长惫的记室,兼襄阳令。这是他接触上层统治阶级及皇家藏书的重要契机,此后萧长惫被立为皇太子(即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后,沈约遂被任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
    沈约还与竟陵名士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一起,被“当世号为得人”[5](1410)。在竟陵王府中,他结识萧衍,此时萧衍已掌握军政大权,位高权重,早有篡逆之意,但苦于没有托词,沈约揣知后,即发表一段极具奉承意味的言论:“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之终,且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做天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5](P1411)他从“天心”(即所谓天命)、“人情”(即民心向背)两方面分析萧衍该当称帝,而天命、民心是古代天人关系的核心,也是政治人物博取权力合法性的最基本依据。沈约进一步结合萧衍集团的政治现状,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认为“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图”[5](P1411)。最终帮助萧衍下定代齐自立的决心。以“天命”、“民心”、“现实”三者分析萧衍称帝的状况,表明沈约不仅深悟古代帝王称帝的历史条件,而且善于准确把握时机,深切领会萧衍心理。以上表明,沈约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政治谋略家,他对天命、人事之关系的认识,是他创立代表天命却服务于君王的《符瑞志》的重要基础。
    据史书记载,沈约于南齐永明五年(487)开始撰修《宋书》,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旧作,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纪传”70卷,其他“八志”30卷为后来续成。有学者根据《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推断其成书当在齐萧鸾称帝(494)之后,甚至在梁武帝继位(502)以后。[4](P2])据时间推断《符瑞志》属于沈约亲撰无疑。②《符瑞志》“志序”中如是解释其撰写的缘由: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4](P205)
    显而易见,沈约认为历史上的圣王都是天授神命的结果,是所谓“天道”对人事监督的体现,即使有时衰世嘉应不断,震灾之年百灵咸顺,那也是天道太过深邃,人的认识有限的缘故。沈约对“符瑞”之应的服膺,使他在讲到其他志书时均追述前史,而唯有写到《符瑞志》时陈述了撰述理由,这固然是因为该志的撰写无前史可循,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通过这种论述揭示其撰述在“补前史之阙”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