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书·符瑞志》有关社会史与自然史的记述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当时价值”与“超时价值”的统一:当时价值是指它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影响,是在与同时代其他历史现象的关系中确定的,应该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评价时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超时价值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不仅是因为评价时不能摆脱认识者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的影响,还因为只有在总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才能确定其价值意义。[12]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全面认识《符瑞志》的价值,同样应考虑它的当时价值和超时价值。
    (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史史料价值
    一般认为,社会史就是除去政治的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民族交流等。③《符瑞志》虽说旨在论证刘宋王朝的合理性,但透过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丰富的社会史信息。
    经统计,《符瑞志》上卷主要记载30个左右重要人物的传说、神话、图谶符应,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化英雄”或开国之君。文化英雄是指对人类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据美国出版的《韦氏大辞典》中《文化英雄》条目,文化英雄通常被认为是传说人物,常以兽、鸟、人、半神等各种形态出现。一个民族常把一些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来源等最基本的因素(诸如各类重大发明、各种主要障碍的克服等)加于文化英雄的身上。[13]按照这一解释,我国史前时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春秋时期的孔子等人,均属文化英雄的范畴。《符瑞志》对历史上围绕这些人物而形成的符瑞感应思想一一进行了整理综合。其上卷所涉及的文化英雄和开国之君的符瑞标志主要集中于感生、异貌、圣德、天降符应等四个方面。如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黄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4](P760)说明传说中的黄帝是感电而孕,此处的“二十五月”应是怀孕日期。这些材料为我们今天研究思想史、神话史、民俗史等学科提供了帮助。如对于神话史研究,不仅涉及感生神话、异貌神话、相术神话,还讲到一些特殊现象,它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神话的丰富性,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神话政治化的特点。
    (二)关于自然史的若干记载
    《符瑞志》将人们对君王的愿望与希冀寄托在动植物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社会人们对君王德行的种种要求。将心声寄托在动植物身上,使自己的心灵找到某种安慰与寄托,易激发人们崇拜有德之王的情绪。在有宗教的国度里,人们会将这种愿望寄托在虚拟的天国世界里,而在现实主义文化的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圣王也是现实中的人间帝王。人们将现实存在的抑或虚拟的精神世界赋予生命意义,将其神意化,并将其与现实中的某人(一般为在位君王)联系起来。
    《符瑞志》中、下卷中共记载35种动物、7种植物、3种自然现象、19种矿产奇宝,这些动植物、自然现象和珍奇物异被认为是符瑞来临的标志。其中凡不确定存在的物象常冠以“见”、“以闻”等字眼,凡可能存在的常用“以献”等字眼。如:“晋元帝太兴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见豫章。”[4](P792)“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4](P800)“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见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获以献。”[4](P844)显然,麒麟、黑龙是中国古人创造出来的虚幻动物,它们的造型是把那些备受人们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一起的表现。《符瑞志》在记载方面有时也采取谨慎态度,如白雀被认为是“王者爵禄均则至”[4](P843),但对它的外形没有任何描述,应该是古时的一种被认为是祥瑞的雀。
    通过该志我们看到,史家所记载的物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真实存在的(如白雀、白虎、白、白兔等);一种是虚构出来的,如麒麟、凤皇、黄青龙等。《符瑞志》记载的基本方式只是在位皇帝的年号加上物象,并没有具体的征应事件,明显不同于《五行志》。《五行志》基本都有征应关系和史家的解释,而《符瑞志》则只是简单地记录而已,不过在今天看来,它也有自然物种史的研究价值。
    综上,《符瑞志》是南北朝社会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是一种基于政治诉求上的另类表达,它和刘宋王朝的江山社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和撰述者自身素养及政治要求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历仕宋、齐、梁三代的史学家沈约,在书写历史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具言之,他试图通过史学的借鉴功能,提出当世危机的解决之道,以“书写历史”之名行反映现实政治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