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国地处东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的地中海联合。 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注：William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16.）
    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结盟对俄国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注： WilliamL. 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17.）至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注： Geroge F. Kennan, TheDeclineofBismarck's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318.）
    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 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
    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 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
    1887年6月18日， 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法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 德国将怎样应付？ （注： William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1890,New York,1931.P.452.）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注：Geroge F. Kennan, TheDeclineofBismarck'sEuropean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1980,PP.320-321.）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 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 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注：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Alignment, 1871- 1890,New York,1931.P.428.）
    5月， 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 （注： 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 and Alignment,1871- 1890, NewYork,1931.PP.438-439.）俾斯麦乘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的入侵，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抵抗侵略的政策。”（注：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320.）英国在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保加利亚大公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 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俾斯麦在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的外交活动充分表现了俾斯麦外交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这是他外交技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期，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所推崇的现实政治外交谋略的基本缺陷与历史局限性。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注：Gordon A. Craig,Germany,Oxford,1978,P.102.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andthe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1978,P.11.George F.Kennan,TheDeclineofBismarck'sEuropean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880,P.422. ）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属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点。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George F.Kennan,TheDeclineofBismarck'sEuropean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1980,PP.417-419.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Europe, 1848- 1918.Oxford,1954,P.280. ）“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能再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注：L.L.Farra,Arrogance and Anxiety:The Ambivalence of GermanPower, 1848-1914,Iowa,1981,P.4.）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其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己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
    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如果盟国间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注：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67.）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趋于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
    与大国关系日益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10月，俾斯麦在给儿于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影响，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政府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