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成特征。如果仅止于此，恐怕就很难解释清楚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死灰复燃的冲动。（注：丸山真男在1951年就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主义复兴之兆”和“军国主义精神的抬头”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看，果然不是“杞人之忧”。见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未来社1964年5月初版，第168-169页。 中文译本有林明德译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兼论日本军国主义》，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84年12月初版，第129页。 另外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20世纪末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历史问题各种主张的集中体现。中译本1997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早在1957年7月30 日《人民日报》社论《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就指出其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准备”的种种动向。）本文试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关系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促进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一
    本文不准备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等概念的辨析上花过多的篇幅。但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看，可以把它们视为同一层次的概念。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概念放在标题中对本文的叙述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军国主义”一词或许更能触动在那个时期受害者们（当然也包括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人民在内）的伤痛感，我把它与“儒学”联系起来，并没有要耸人听闻的意思。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它、回避它甚至掩盖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首先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特征。日本军国主义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排斥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议会政治、歌颂战争、鼓吹扩张、宣扬国粹主义和民族神话，这是其共同的一面。但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日本的军国主义又显得与众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国家主义是其思想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国体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炸与大幻灭。丸山真男把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分为三个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到“九·一八”事变，称为“准备时期”，或叫“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军部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力，在策动一系列恐怖事件之后，逐渐成为主宰国政的核心，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成熟期”；此后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其“完成期”（注：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1947），此文收入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这主要是从潜在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结构业划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思想已经是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思想界分化为三大潮流：国家主义的帝国主义（天皇制绝对主义权力基础上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立宪主义的帝国主义（民权论与国权论结合，主张内政方面实行立宪主义，外交方面实行帝国主义）和反战、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参见桥川文三、鹿野政直、平野敏夫编《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从维新前夜到战败》，有斐阁1971年7月版，第221-222页。）而日本帝国主义、 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幕末维新时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日本人对nationalism的两种不同译法）。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和侵略，保家卫国、富国强兵、民族大义等思想的兴起本来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日本国家主义思想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超（ultra）”或“极端（extreme）”的因素。所谓“超”或“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侵略邻国来弥补本国对西洋列强屈服所造成的损失。这一思想由吉田松阴在1855年明确提出（注：1855年（安政2年）吉田松阴在狱中写给兄长的信中，作为“同志一致之意见”写道：“俄美合亲条约一定，我方便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培养国力，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中之损失，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转引自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译《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之后，由他的学生即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所继承和发展，并逐步变成现实。从“以强力的逻辑对待亚洲，以道义的原则对待欧美”（注：荣泽幸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讲谈社1995年版，第20页。）的政策成为亚洲的盟主，到通过“国体明徵”运动和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思想上划清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明确界线。（注：参见丸山真男《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背景与展望》（1951）一文，收入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国家主义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注：参见久野收、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56年版，第118页。）
    第二，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是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注：参见久野收、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56年版，第118-119页。另参见桥川文三《昭和民族主义诸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第103页。）实际上从1900年治安警察法的公布到1928 年治安维持法对自由思想压制的变本加厉，思想警察已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以致“转向”（自愿的也罢、不自愿的也罢）一词成为30年代思想界的流行语。（注：鹤见俊铺：《战时日本精神史1931-1945》，岩波书店1982年版，中译本李永炽《日本精神史1931-1945》，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同时“言论报国”、“思想报国”的呼声也喧嚣尘上。思想的投机化和功利化倾向以及信仰的随意性和无节操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所谓“转向”是指从原本各自的思想立场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农本主义等等纷纷转移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战线上，但很少有人直接以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自我标榜。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从整体看就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它本身就是上述各种思想杂交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怪胎。
    第三，是对日本传统思想资源的畸形利用和发展。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虽然神道与佛教、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错综复杂，恩怨难断。但是到近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兴起，它们都不计前嫌，一同趋之若鹜，以至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学神道精神是“日本精神论”的核心支柱。佛教和儒学则是扶翼“皇运”的得力助手。而“日本精神论”（注：日本文化研究会编：《日本精神论》，东洋书院1934年6月版；鹿子木员信：《日本精神的哲学》，文川堂书房1942年版。关于日本精神的研究论文有平重道的《大正·昭和的伦理思想--“日本精神论”的成立》等。）、“天皇制绝对主义”（注：参见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都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思想上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学神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如前所述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佛教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在其中也偶有论及（注：参见杨曾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1、103-176页。桥川文三：《昭和民族主义诸相》，第22页。遗憾的是峰岛旭雄编《近代日本思想与佛教》（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2年）一书中没有对此问题作系统论述。）。本文想着重就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儒学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初步论述。
    二
    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儒学与明治政府理念的军国主义化。
    有人把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日本幕末维新时斯的思想推动力和现实改革的动机。（注：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3年初版，第209页。）有人认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儒教（注：宇野精一：《明治以后的儒教》。此文收入《讲座东洋思想10·东洋思想在日本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初版。此文开篇就写道：“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朱子学呢？还是水户学或阳阴学？尽管有各种议论，但我认为总而言之是汉学，即事实上是儒教。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见该书第325页。该书关于儒学的部分已译成为中文在台湾出版，即许政雄译《日本儒学史概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辨、族类自固、大义名分等因素本身就含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幕末西洋来迫、民族危机突显之际，儒学中的这些因素自然被激发弘扬。如前所述，日本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极端的性质。明治维新之后欧化思想风靡一时，为了抑制自由民权思想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变质，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步入了军国主义之途。1882年1 月天皇颁发的《军人敕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以儒学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小数的武士阶段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注：转引自鹤见俊辅《战时日本精神史1931-1945》，第150－151页。）“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注：鹤见俊辅如是说。转引自鹤见俊辅《战时日本精神史1931-1945》，第153-154页。）。《军人敕谕》的确具有象征的意义。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者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深受吉田松阴思想的感染。西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作为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活跃一时，但其思想的根基是植于儒学的沃土中。（注：参见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3页。）早在1878年上半年他就在军中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兵家德行》的讲演，强调兵家德行除应具备一般的智勇兼备、忠诚仁爱之外，更重视军秩之制、官阶等级之差。为确保军中“忠良易直”之风尚，而严格将其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民权家风”、“状师家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风气）、“货殖家风”相峻别，山县有朋于同年10月发布了《军人训诫》，该文思想精神都体现在后来的《军人敕谕》中。
    《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之后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礼仪”（“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武勇”、“信义”、“质朴”。在结尾处将这五条标准归为一点，即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样，“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