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儒学中固有的自由和民本等进步思想因素都发生了质变（注：尾藤正英曾提出儒教日本化的两种类型，即“自由精神的彼岸化”和“规范的外在化”。见贝塚茂树、桑原武夫编《讲座中国V日本与中国》，筑摩书房1968年1月版，第154-164页。），以至于明治初期还有人提出“孟子论名分有于国体不合之处，不许列入正科，亦禁止私自习读”（注：宇野精一等：《讲座东洋思想10·东洋思想在日本的展开》第328页。）。孟子“有德者王”和“放伐”、“革命”思想到明治之后几乎被完全抛弃，而代之以对天皇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注：王家骅将“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作为日本儒学的特色之一。见其著作《儒学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203页。）忠孝一体、“以忠为本”被认为是日本醇化皇道的儒教与中国本来的儒教（“以孝为本”）的重大区别所在。（注：这种观点在日本近代儒学思想中极为常见。如安井小太郎《关于日本儒教》，见日本儒教宣扬会编《日本之儒教》第79-80页。）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孔孟的伦理法则（注：狩野直喜：《孟子》，收入《读书篡馀》，みすず书房1980年版，第507-508页。），这也是近代日本喧嚣一时的“皇道”与“臣民之道”的思想得以风行的重要理论基础。更有甚者，他们还认为中国的王道要想真正实行，将来应该以效仿日本的皇道为其指针（注：1935年4月20日，井上哲次郎的讲演《孔子的人格与信念》，载《斯文》“儒道大会纪念号”，1935年6月。“王道与皇道”的关系是日本近代儒学思想中、特别是在“满洲国”建立之后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这样，儒学这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战争的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