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军人敕谕》相比，《教育敕语》具有更浓的儒学色彩（注：山县有朋认为《教育敕语》乃效仿《军人敕谕》而为，说：“因有《军人敕谕》在先，教育也希望能有同样的东西。”见《山县有朋关于教育敕语涣发的谈话笔记》（1916年11月26日），收入片山清一编《资料·教育敕语》，高陵社书店1974年版，第118页。）。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颁发之前，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是在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具有全民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指出“教育之要”，在于“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而1890年10月30日，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则进一步将儒学精神融入“国体精华”之中。其全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教育敕语》在推进全民武士化（注：明治时代被认为是日本武士道的自觉期。关于《军人敕谕》及《教育敕语》与武士道的关系可参阅永吉二朗著《日本武士道史》，中文馆书店1932年版。）（“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进程的同时，使天皇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在道德、宗教方面都更加坚实、牢不可破。（注：《教育敕语》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其发布之日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关解释它的文献就达六百余种。起初解释的立场各不相同，神道家从神道的立场、儒学者从儒学的立场、佛家则从佛学的立场。在种种异说纷纭之际，井上哲次郎的国家主义的解释获得了正统性。他的《敕语衍义》从1891年初版到1907年8 月重印了三十一次。有关《教育敕语》对近代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可参见源了圆《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解释》，此文收入坂田吉雄编《明治前半期的民族主义》，未来社1958年9月出版。）
    第二，御用儒学团体及其活动。
    1879年夏，《教学大旨》以明治天皇圣旨的名义颁布之后，儒学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于1880年6月6日在东京神田锦町学习院和华族会馆举行了成立仪式。 2月份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斯文学会开设告文》，大意是：
    本邦之所以文物具备、风谷醇厚而有君子国之称，虽基于固有之美、原于太古之风，但古来中国文学之传入，所谓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为历朝所采择，举世所崇尚亦不可否认。因此，朝野盛兴学黉，上下专修礼仪，政刑民彝莫不以此道斯文相资。外交始开，世态渐迁，大政维新，以至百度一变。人人竞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骎骎乎将进于开明之域。而世之汉学者流依然不通时务，妄自尊大，徒玩虚文，不图实益，于是青衿子弟往往疏于存养而奔竞成风。视修礼为迂阔，目励廉耻为固陋。实践之学、经国之文弃之殆尽，甚至视之如土芥。不亦甚矣！今欲矫救之，然耆宿之儒渐凋，斯文之运愈衰，啻风教之难维，恐固有之美亦将失。我辈深感于此，乃创斯文学会以遍谋于同志诸贤，为振兴此道，兴隆斯文以匡济时弊。……惟望我邦礼义廉耻之教与彼欧美开物成务之学并行不悖，众美骈进，群贤辈出以翼赞裨补明治之太平……庶几不背于其君子国之称。（注：斯文会编：《斯文六十年史》第十四章《斯文学会》，1929年出版。以下团体均可参照。关于斯文会可参考陈玮芬《和魂与汉学：“斯文会”及其学术活动史》，载《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版。）
    这段告文对儒学的历史意义、当时西学与汉学的状况及世道人心作了言简意骇的描绘。特别指出了当时汉学家之弊端和振兴此道斯文的方针（注：斯文学会成立大会上，川田刚朗读的《斯文会记》对此有进一步阐发。他说：“斯文会为何而设也。振起斯文也。以文会友也……斯文也，亘古今，通内外，横目两足，戴天履地者，莫不资焉。……而学者往往胶柱刻舟，不达时务，是以中兴师以还，采用洋学，海内摩然。舍鸟迹而讲蟹文。然一利所在，一弊随生。道德变为功利，敦厚化为轻浮，俭素移为华奢。……唯新之趋与夫迂儒泥古者均非圣贤实学之旨也。”），是非常切中要害而又十分合乎情理的。因此告文发出之后至学会成立，会员就达1500余人。斯文学会的事业分为办学校、开讲座和出书刊三项。次年5月又推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会长（至1886 年去世。后任会长有谷干城、小松原英太郎等）。经费方面除学会成立之初天皇赐会一千圆（通过宫内省）之外，1883年4月5日宫内省决定此后十年之内每年给学会拨发二千四百圆，并在用房用地方面给予优先甚至免税。斯文学会虽然蒙天皇的嘉许和支持，而且其核心人物都是左右大臣等政治巨头，学会也表示要“戮众力，奏效绩以报天恩、副圣意”（注：1883年6月5日斯文学会为设立学校而广求赞助的《告辞》，《斯文六十年史》第230页。）。 但因其硕学鸿儒的学者阵营绝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汉学家（注：如果根本通明、三岛毅、鹫津宣光、广濑范治、重野安绎、股野蓝田、岛田重礼、冈本蓝辅、内藤耻叟等。中村正直讲授过唐宋八家文，后来辞任了。），所以影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比较纯粹的学术领域。这恐怕也是其会势愈益不振终至于不得不解散的重要原因。
    1918年9月，斯文学会解散，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与研究会、 东亚学术研究会、汉文学会合并，成立了新的“斯文会”。斯文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崭新的面貌”积极回应时代的潮流，并跻身于潮头而成为军国主义的鹰犬。其会则第一条就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而且“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纮一宇之皇谟”。此目的在《斯文会趣意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篇《趣意书》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人津津乐道，感慨那“真是一篇堂堂的文章”（注：1969年7月15日斯文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回顾座谈会》， 《斯文》第59、60合并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堂堂大作：
    东西交通盛开，欧人之势力东渐。亚细亚诸邦或其独立受威胁，或其领土被强夺，不一而足。独我日本帝国巍然卓立其间，不仅奉戴万世不易之皇室，维持金瓯无缺之国体，更有发展伸张之势。盖维新以来上下一致，以我国体之精华为基础，广求知识于世界，力革旧来之陋习，故能盛行经纶。然采长补短之余势，时有失中正，或矫枉过直。动辄形成徒重物质文明而轻精神文明之倾向。因此国民之知识技能未有长足进步。利用厚生之事业虽已大兴，至于古来之道德信念则渐趋浅弱，时见动摇之兆。加之有乘喜新厌故之常情而好唱诡激之言说以扰乱我思想界在，此实为识者之忧虑警戒之秋！
    挽狂澜于既倒固非易事，除蔓草于未长亦未必难。幸我建国以来之良风美俗犹存在于乡闾之间。慨世忧国之士、以中流砥柱自任者亦决非少。今及同忧之士，一心戮力，兹成一大团结以讲明吾邦固有之道德且图宣传普及，以济此世道人心于未坠之功，岂难期乎！
    仔细想来，明治天皇所宣示之教育敕语，固然渊源于吾邦固有之道德及皇祖皇宗之遗训，亦几乎完全与儒道精神相合符。盖列圣始终以儒道作为修齐之具、治平之法，其与我德教融合浑化，固其所也。是以教育敕语之圣旨藉儒道亦可阐明，儒道之本义益由教育敕语可增其权威。此乃我同志相谋、同忧相会以期大大振起儒道、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之故。
    距今四十年前，朝野诸名士设立斯文学会，以儒道为主维持风教，先帝特赐内帑之金以垂圣眷以示嘉奖。然经年以随，耆宿凋落，事业衰微，且今日观之其规模狭小不足以应时势之要求。识者常为之遗憾。故兹变更该学会之组织，新兴本会继承其事业，再图改新扩张，以上答先帝之圣眷，下绍前辈之素志。
    当今世界之大战乱乃有史以来未曾见者，影响于各方面之巨大自不待言。其于思想界之影响特应为识者所深思。值此时，本会得朝野诸彦之赞助，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着力于精神文明之振兴，使得能与彼之发达的利用厚生之物质文明相伴以行。果能如此便足以永昌国运，扬我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注：《斯文六十年史》第三十六章《斯文会》，第317页-318页。1918年12月1 日斯文会首任会长小松原英太郎以《本会的趣旨》为题发表演讲，内容基本相同，载于《斯文》创刊号（1919年2月）。）
    在以儒道精神为主设立的现代日本诸教化团体中，无论从其历史的长久、会员中名流云集之数量、事业设施之可观、社会影响之广泛，斯文会均属第一，无可争辨。（注：中村久四郎：《现代日本支那学研究的实况》（调查报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28年12月，第96页。）特别是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孔子祭典会，都要震动朝野，声势浩大。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它作为军国主义鹰犬的重要业绩的，是1932年出版的《斯文》第14编第5 号“满洲国建国特辑”（注：关于“满洲国”的真相，可参阅姜念丰等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等。此“满洲国建国特辑”的内容除“大满洲国肇建志喜”的诗歌、祝文、贺词外，一方面美化“满洲国”为王道乐土，一方面对“满蒙问题的重要性”直言不讳。）和1935年4 月东京汤岛圣堂复兴竣工之际举行的国际性的儒道大会。（注：1935年5、6月出版的《斯文》第17编第5、6号分别为“汤岛圣堂复兴纪念号”和“儒道大会纪念号”。竣工落成仪式在4月4日，各种祝词都表达“彼邦孔圣归皇极”、“护持皇国万年基”的意思。4月13日“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日本文部大臣松田源始和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的陪同下参拜了圣堂。儒教被认为是“日支满”三国“和亲”的最好纽带。“非由斯道不可永保”。4月28日儒道大会开幕，孔颜的后裔、中国、伪满、韩国和台湾儒林代表，甚至欧洲也有代表应邀出席。其目的为前首相斋藤实（第二年就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暗杀）在祝辞中一语道破：“国际亲善之道有种种方法，如用政治上或经济上这些普通的方法，效果比较直接而且显著，从文化上力图疏通意见，效果虽然可能间接一些，其能达成的伟大的亲和力将会出人意外。相信特别在使用同一文字、信奉同一教学的国民之间的学术性会合将会取得最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