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战争中，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动员和使用本国资源的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206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战争对经济的需求和依赖越来越强烈。经济因素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之所以战败，除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失道寡助以及遭到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坚决抗击外，还因为日本本土狭小、资源贫乏、劳动力严重不足、工业实力薄弱、战时经济管理体制落后等经济因素，严重地制约了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本文拟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作一探讨，以期阐明经济因素对现代战争产生的影响。
    一工业实力薄弱
    日本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便逐渐将国民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本终于完成了国民经济向战争经济的转型。日本在向战争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加强军事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发展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要工业部门，使其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虽然日本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但其同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工业实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其工业总产值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4.8%， 排列于美、英、德、法等国之后。在20世纪初，日本成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经济领域也打上了封建军事性的深深烙印，严重地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依靠军事强制性的国家扶植和保护，更多的是立足于带封建性的旧关系上，如把头式的劳动组织和分包工厂的体制。尽管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轨道，但总的来说，其战争经济水平并不理想，离战争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从日本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看：1931年为4.3 %，与同时期英、苏、德、法等国家的比例差不多。1937年，日本法西斯扩大对华战争，这一比例提高到17.5%，略高于当时的英法两国，但仍然低于还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纳粹德国，此时德国的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为22%。欧洲战争爆发后，1940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提高到了43%，1941年英国军费支出达到国民收入的52%，都比同时期的日本要高[2]（370页）。1941年底，日本确定“南进”和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其军费大幅度增长。1942年，日本国民收入421亿日元， 军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44.7%，仅有188.8亿日元。
    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式武器的不断产生，要求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保障，以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由于日本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军火生产远远落后于战争的需求，按照军火生产的产值计算，1940年日本只有德国的1／6，苏联的1／5，英国的1／7[3]（30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日本虽然再三动员， 甚至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将一切财力、物力、人力都投入到军需生产，但由于其工业基础薄弱，军备生产一直落后于其它交战的欧美列强。1943年度，日本的军火生产仅相当于美国的12%、苏联的32%、英国的40%[3]（97页）。1945年1-8月，日本的主要军火产量，与1940 年相比，步枪和卡宾枪由44.8万支减少为34.9万支，迫击炮由1600门减少为300门，坦克和自动火炮由1000辆下降为200辆[4]（399、344、365、388页）。1945年6月21日，美军占领日本冲绳岛以后，日本战争经济全面崩溃，铃木贯太郎首相在官邸观看“武器展览”，面对“国民义勇队”的竹枪、弓箭、钢叉等，也不禁哀叹其“太不像话了”[5]（784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实力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交战国，满足不了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制约了日本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成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主要经济因素。
    二资源严重不足
    日本是一个岛国，不仅本土面积狭小，而且资源十分贫乏，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都严重依赖进口。1937年7月，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接威胁到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引起了英美一部分资本家和进步人士的不满。9月14日， 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运送武器、军火及军事器材去中国和日本[6]（377页）。但是，日本仍然能够从英美等国输入石油、钢铁、废铁、汽车、飞机等军需物资。1941年7月，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大量资产， 并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久，英国和荷兰也作出同样决定。这是对日本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日本从此只能依靠自己的石油资源了[7]（257页）。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从欧美获得战略物资的途径彻底中断。为了维持侵略战争，1942年1月， 东条英机在议会中宣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是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是把主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8]（356页），企图建立一个以日本本土为中心，包括中国、东南亚资源区、西太平洋战略区的大东亚资源共享圈，从而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军事上持久作战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日本商船队拥有的总吨位达600万吨， 是一支仅次于美、英的世界第三大商船队。在战争中，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企图通过掠夺占领地区和殖民地以弥补其资源不足，维持其侵略战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就加强了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在日本法西斯心目中，“中国铁矿，石灰之丰富，石油之有望，棉花之栽培，羊之饲养，及其它物质，举凡我国国民经济所必要者，与实行国防计划所必要之原料物质，皆能求之于中国”[9]（11页 ）。在二战前期，日本从朝鲜、中国、南洋占领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财富以弥补国内资源的贫乏。日本战时95%的石油，80%的铁矿，大部分铅、锌、铬、钼、钨等都是从占领区掠夺来的。尽管如此，太平洋战争一开始，日本在美、英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抗击下，很快就陷入了原料、燃料不足的困境。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由全面掠夺转为重点掠夺，主要经营“二白”（即棉花和盐）和“二黑”（即铁和煤）的开发，以补日本资源的不足[10]（59页）。由于美国等国的海上打击，日本从占领区和殖民地掠夺的资源输往日本本土受到严重影响。随着战争的开展，在美英飞机和军舰的袭击下，日本海上交通线上的商船损失严重。从1942年 1月至1944年12月，日本商船损失近700万吨， 超过同一时期造船总吨位的1倍以上。日本商船总吨位也从1942年的605.2万吨减少到1944年12月的284.7万吨[5]（778页）， 日本主要战争资源的进口和运送受到极大的影响。
    为了弥补商船的不足，日本不得不减少军舰生产，节省出钢材制造商船，这造成日本资源供应与战争物质需要的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影响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运转。由于日益缺乏足够的商船运输掠夺来的资源，日本“以战养战”策略破产。以战养战策略的破产，反过来又限制了日本造船能力的发挥，形成了恶性循环。1943年，盟军开始战略反攻，日本商船队忙于运送军火、给养及兵源，支援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的日军，再加上日本海军又失去了海空制控权，更难于保障商船队将南洋各地资源运回日本本土。随后，日本海上运输线逐渐被英美盟军切断，本土也遭到大规模轰炸和封锁，海外资源输入断绝，国内资源干涸，日本战争经济1944年以后便走向崩溃。与1941年相比，1944年原料输入量，除大豆和锡以外，都出现大幅度下降，煤减少了59%，铁矿石减少了64%，棉花减少74%，特别是石油输入量的锐减，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战争经济。日本统治者曾预计在1942年到1944年从占领区掠夺680 万吨石油，实际上只得到520万吨。原料输入的减少， 造成日本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战争经济难以维持下去。1939-1945年日本本土和占领区的生产总产量，煤为41亿吨，石油为0.2亿吨，钢为0.48亿吨，粮食为1.11亿吨，同一时期美、英、苏、德的煤产量分别为37.5、14.6、9、34.5亿吨，石油产量为14.6、0.93、1.72、0.46亿吨，钢产量为5.11、0.99、0.93、1.87亿吨[4]（399、344、365、388页 ）。可见，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资源贫乏，与其他交战国相比，其经济实力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
    日本本土资源的严重不足和“以战养战”策略的破产是影响日本战争经济的又一重大因素，它直接造成日本前线军需供应不足和国内局势不稳，成为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
    三劳动力紧张
    日本不仅资源贫乏，而且人口有限，劳动力十分紧张。从表面的统计数字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劳动力人数在战争期间一直有所增加，但它主要是依靠强制性的彻底动员来维持。1931年，日本劳动力和在役军人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1%，以后逐年增加，到1945年达到95%[11]（485页），几乎投入了15岁以上的全部人口。 劳动力中妇孺老人占很大的比例，严重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造成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在生产过程中，日本政府实行把头式的劳动组织形式，对工人严密防范，单纯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村中，日本法西斯对劳动力外流等实行全盘统制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1941年起，日本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延长到每天15小时。除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外，全国青壮年还必须参加操练。劳动者到兵营去受训时，还要自备路费、饭费、被褥费、火炉费等。同时，从1941年4月起，日本政府实行居民口粮配给制， 成年男子每天仅能够领到大米340克，重体力劳动者也仅能够领到405克。1943年，日本政府对居民口粮又实行“综合配给制”，用小麦、薯类、豆类，甚至豆渣代替大米。1944年底至1945年夏，日本政府又把居民口粮配给量减少为成年男子每日330克，从事重体力劳动者每日390克，甚至将干菜、、橡子面列入“主食”中，有时连这些“主食”都领不到，实际上等于画饼充饥，严重地影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动员劳动力的角度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中，可以说日本最具有竭泽而渔的性质，对劳动力实行强制登记和征用制度。1943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勤劳报国整饬纲要》，规定组织学生、 妇女等各种勤劳报国队，中学生， 甚至一部分高年级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5年学生劳动达300万人次。1943年6月，日本政府又颁布《工厂法战时特别条例》，取消了对工厂就业时间的一切限制， 取消了休息日。 1944年1月，日本政府颁布《紧急国民勤劳动员方策纲要》， 进一步以宪警力量强制征用工人达288万人，1945年投降时达到616万人。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不仅许多日本妇女被强行征用到矿山、军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强行大量征用中国、朝鲜劳动工人到日本从事工矿等重体力劳动，1939-1945年日本在朝鲜强行征用的民工就达66.7 万人[2]（372页）。 这些被日本法西斯强行征用的民工在宪兵和警察的监督下，集中住宿，实行皮鞭和饥饿制裁，引起了广大劳工的不满和反抗。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怠工成为劳工反对日本统治者强制劳动的普遍斗争形式，连军需工厂劳工的缺勤率一般也在15-20%，1944年则高达50%。在农村中，租佃纠纷逐年增多，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加剧，仅1941-1944年间，租佃纠纷达10640多起，参加人数达91420人[5 ]（78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劳动力缺乏尤为突出。1945年6月8日，昭和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之最高战争指导基本大纲》，表示要“坚决完成战争”，建立“本土决战”体制。铃木内阁根据此决定精神，于6月22日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 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女子全部服兵役，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所谓“国民义勇战斗队”只不过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崩溃之际的徒有虚名的最后一次兵源动员，实际动员起来参加“国民义勇队”的“五体俱全者不过200 万人”。况且，由于军事物资生产能力下降，日本正规军的装备率还不到50%，又如何能武装“国民义勇队”呢。其实，“国民义勇队”除了清理美英盟军空袭后的废墟和充当劳工外，一事无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口损失严重，现役军人的补充和劳动力的供给一直是困扰日本战争经济发展的难题，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日本法西斯实行强制征用劳动力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日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二战中，劳动力紧缺是日本失败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