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时经济管理体制落后
    在1931年时，日本就将其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轨道，军费开支从1931年的4.6亿日元，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30%，增至1935 年的10.3亿日元，占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46%。在由和平型经济向战争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日本相继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汽车制造业法等一系列法令，确立了准战时体制。通过国家投资、政府贷款、强制卡特尔化、军事订货、贸易保护政策，促进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要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从30年代起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开始了所谓“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高桥是清曾长期担任日本大藏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以赤字财政为主要内容的通货膨胀政策），为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到1936年底，日本国债已超过 100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总收入的68%），日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从1930年的0.5比1跌至1933年的0.257比1[2]（365页），日元大幅贬值。
    日本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 有力地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如以1931年产值为100计算，1935年钢产量指数则为232，汽车指数为 238，造船指数为297，电力指数为124，化工指数为222[12]（303、 305、308、311页）。 随着军事性重工业的发展， 日本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30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占46.5%，到1935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52.7%，轻工业则占47.3%，重工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轻工业[13]（9页），为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在向战争经济转型过程中，日本经济带有军事垄断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日本政府实行扶植兵工厂和承包军事订货的政策。按照1931年颁布的《工业组合法》，国家实行强制性的分包工厂体制，对中小企业实行层层转包，甚至转包到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这种转包体制阻碍了日本军事工业发展。如日本的汽车工业在美国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打击下，一度发展缓慢，满足不了大规模战争的需要，1937年日本汽车年产量仅2万辆。尽管1935 年日本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超过了轻工业，但是当时日本重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有机构成仍然比较落后，主要依靠军事强制性的国家扶植和保护，更多的是立足于带封建性的旧关系。日本所谓工业“合理化”运动，不是着眼于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是以对工人实行严密防范为统辖宗旨，单纯依靠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依靠对工人实行带军事封建性的残酷剥削，来发展军事工业，这不仅影响了军工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降低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出现工人“怠工”事件屡禁不止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军事工业体制缺乏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加上自身经济综合实力的限制，日本军备生产水平一直落后于其它交战的欧美列强。
    1945年6月，日本统治者说：“随着战局的紧迫， 陆海交通及重要生产日益停滞不前，粮食的紧张也日益严重，因而综合发挥现代物的战力则极为艰难。”[5]（780页）这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经济原因的真实写照。
    收稿日期：1999－09－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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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8]朱庭光。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9]邹鲁。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35.
    [10]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1]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 统计荟萃[M].北京：海军出版社，1988.
    [12]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M].北京：三联书店，1963.
    [13]日本历史21：现代4[M].岩波书店，1963.^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