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一个历史学家
    西方汉学家曾经把康有为看做是一位改革家和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家。随后，他们便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大量关于中国君主体制的论文及手稿上，以及放在他重新注释孔子的教义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的作品上，认为这些思想导致了《大同书》的诞生。
    然而，现在康有为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早在1898年他就把从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比较中得出的观点作为说服光绪帝进行改革的论据。为达此目的，他套用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模式，即把过去视为当代的一面镜子，而现在的状况则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反映。康有为是将这一传统方法应用于非中国地域历史的第一个批中国思想家之一。结果，不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上的不同被消除了，而且，空间地域的不同也被消除了，各种地理上的区域被演绎成传统的中国历史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把世界历史简约了。
    根据传统上的注解，一个人应该从历史的镜子里学到两样东西：一是，发现坏的行为或不良发展事例作为警示，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再一次发生；二是，以好的行为和发展事例作为标准和模式，以引导社会前进。
    1898年的历史作品
    康氏戊戌年间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改革问题和探讨“镜子理论”的第一作用。康有为写了关于法国革命的长篇文章，强烈地批评了法国革命，并分析了路易十六王朝被推翻的原因。在康有为的眼里，路易十六是因为忽视了人民的意愿以及不能及时实施改革而被推翻的（注：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308～310页。据康有为自传记载，康曾在1898年6月向皇上呈递两篇分别名为《法国革命记》和《法国变政记》，对此现在一些学者怀疑（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389页）。）。在另一篇关于波兰被瓜分及衰落的文章里，他沿着相似的思路进行阐发。他预言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然受到外国列强的征服和瓜分的威胁，就像波兰在一个世纪前所遭受的那样[1]。由于“镜子理论”的第二个作用，康有为在他研究俄国彼得一世改革[2]及日本明治维新中[3]，提出了改革标准和模式的问题。他建议把日本和俄国作为榜样，请光绪帝“以俄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4]。他分析这两个国家，就像那时的中国一样被外国列强控制着，但后来通过改革提高了国力，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君主发号施令。一个国家可以从他们的历史中学习到有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经验。康有为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可比性必备条件，那就是俄国同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语言、习惯和风俗都同中国一样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日本更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因为在明治时期，它有选择地吸取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为了解释改革的必然性，一些相同的特征被归纳，从而将俄国与日本归纳为属于同类的国家并从这些类比中得出了走君主立宪道路的结论。通过对俄国及日本历史演变的思考，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及潜在的力量。
    尽管在他的自传中，康有为称从1898年的8月末至9月初，写了两篇关于法国和英国的改革的文章（但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被发现）（注：康有为也曾提到过《德国变政记》，引作《德国威廉第三变政记》；现代研究假定这两篇文章可能是早就已编订而不是在“百日维新”当中编写的（详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83～389页）。），但对他来说，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至少在“百日维新”时是无法与俄、日一样可以同中国相比的。
    在1898年时期，康有为的历史随笔有实用性与政治性两个特点。其主要内容很明显是讨论改革事宜。康有为总结出这些特点的主要材料建立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的基础上，如新闻、文章、报道及译作的出版。例如上海杂志《西国近事汇编》、《全球杂志》、1889年以后的《万国公报》。康有为在此后七八年内写的历史性作品也都建立在对西方历史研究的中译本上。它们不再局限于对改革事件的描述，而是扩大到从始到末的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完整描述。而且这些作品因溶入了康有为的后来描述过的环游世界时所得的个人印象及观点而富有个性及特点。
    后来的作品属于康有为历史作品的第二阶段：1905年的《瑞典沿革考》[6]，1906年的《法国创兴沿革》[7]和1906年《德意志沿革--奥地利匈牙利沿革附》[8]。
    这三篇作品分别谈到了各国的历史、经济及政治形式，包括与中国形成的对比和在这背景下康氏个人的评价（注：康有为发现，14世纪的瑞典，也就是在明朝之初，还只是处于中国在“共工”统治之前的几千年间经历的社会经济状况（炎帝和黄帝时期）。他注意到瑞典只是在17世纪开始崛起，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康有为认为，这一个现象证实了孔子的一句话：“后生可畏”。康探究这么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西方并不受尊敬，反而是日本人和日本产品比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更受重视（参见康有为《瑞典沿革考》，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27页）。在他的有关法国内容的文章中，他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1898年他对法国革命批判的观点，而是提出为什么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都首先出现在法国，而这些原本曾经出现在中国。他发现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的封建诸侯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存在拯救帝王--这个权力的惟一拥有者的位置。康有为还提到其他一些在法国存在但在中国不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贵族统治和教权对人民的压迫，还有哲学思想的启蒙。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机和民主之法度还未成熟（参见康有为《法国创兴沿革》，《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55～356页）。）。然而本文现在研究康氏的历史比较和类比方法的内涵，主要范围是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因为后者的确有许多可比性，因此他进行了深层的思考。
    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研究
    这是一篇不平常的关于内部文化的历史性文章，它体现了目的及方法学的工具意义，决定了对德国历史的认可，在20世纪初被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实现了。
    康有为对德国的历史描写包括从日耳曼人的出现到俾斯麦领导下国家的统一，以及作为一个伟大强国的崛起。
    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形式，反映了康氏力求提供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观点，及他对传统中国历史传记模式的深爱。
    我们首先注意到康氏随笔是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传记范文的写法。他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风，使用了夹叙夹议的形式，同一篇文章中不但进行了罗列而且进行了解释和评论。然而在1898年的文章中康氏仍用了“序”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论据，我们发现现在这些观点和理论都与作者的观点一同反映在文章里。
    在康氏的历史理论的新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的表达方法的特点，不再被视为一种不断循环的历史倒退论，而是单纯地认为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
    德国的历史被描述为一个从日耳曼原始阶段到现代高度发达阶段的革命进程，并于1871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当康氏对德、中在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这些关键之处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超越传统的历史传记研究这个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了。例如，他分析了封地体制对独立城市群的出现和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繁荣的重要作用。尽管康氏认为这样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赤字，但他仍认为传统的君主社会还是对稳定社会更有益。最后，任何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文章中所反映的德国革命的方向和前景，特别赞美了日耳曼语的要素和普鲁士的作用，反映了一个更伟大的德国历史传统的观点。然而就整个结构、主要目的和讨论的方法而言，文章仍受到了中国传统历史传记的很大影响。
    首先，康氏简单地将一些中国的观点和中国的尺度应用于德国历史。基本重点没有放在描写德国历史上而是放在对它的评论上，对德国历史只进行了一般性地总结，这可以在编年学上找到它。根据西方编年学，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都被记下来，就像孔子时代那样。例如，孔子诞辰2422年，就是西方日历上的1871年，这一年德国战胜法国。另外一种中国式的观察德国历史的暗示便是用朝代来划分时代，及试图把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德国诠释为日耳曼文化遗产的终结。这种中国式的划分时代法的影响和这种视正统为合法的观点在这儿似乎显得很明白。
    康氏分辨了接下来的几个德国王朝：“佛兰克之瑟灵部落日耳曼开创第一朝”、“佛兰克沙立曼一统日耳曼第二朝”、“萨逊英主为日耳曼第三朝”、“佛兰克朝再立失权为日耳曼第四朝”、“日耳曼第五朝”、“中世末王位空虚棋置奥大利族始世日耳曼帝位”、“奥普争霸及民权之兴”[9]。
    第二，相似于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康氏对德国历史的关注更多出于种族上的实用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个目的将引导中国读者进行国家走向的判断。如让中国通过作者摆在面前的反映德国历史的镜子来了解、学习、掌握康氏的政治计划的正确行动和中国发展的框架。在2500年前，孔子就写了《春秋》，为一个完善的政府定下了一些准则，因为他明白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贯彻他的想法[10]。康氏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富强，摆脱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上升为亚洲的主要力量，如果中国人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项任务上，就像德国人那样，依靠最高统治者的威信，改定宪法，从而保证现代化的进程。在写于1908年的《补德国游记》中，他赞扬威廉二世的政治统治是一种平治，是中国的一个榜样。他用以下的方式总结了他的计划实施方法：“以宪法之民权为体，以英绝之君权为用”[11]。
    第三，1904年后的德国开始在康氏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至少在康氏的眼里像1898年的日本、俄国那样，达到了可值借鉴的地步。然而在1898年类比日本、俄国、法国及波兰历史的著作中，还主要集中在有无改革的情况上，到了1906年的作品便上升到了将整个德国的历史视为一面镜子的高度。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德国历史上的轩轾，及德国人成功的历史性原因，欣赏他们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和分裂，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康氏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德国人无论在自我方面（文化、影响）及征服其它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古老的中国，今天已有了几千年的丰富文化，仍被迫接受他人的颐指气使，奴颜婢膝，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羞愧的了！历史上的进退、起伏、得失的原因就像一片森林里的树那样多样化。研究多样化与现在相类比，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面镜子来改革现状，有谁会不严肃地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呢？他说：“原古证今推因求果，以吾国鉴观变化之计其可略耶？”
    康氏并不是惟一一位拿德国作镜子和楷模的中国人。在《日耳曼史》的序文中（一本1903在中国出版的中译本），作者争辩说，处于亚洲中心的中国必须将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学习管理改革国家的法规，从而达到学术上的激励作用。1915年，写了《德国富强之由来》小册子的作者也陈述了他的类比，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借鉴。他号召中国人民将强大的德国视为镜子，向德国人学习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获得拯救与新生，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寻找振兴本国的例子时绝不能忘记德国的经验。他说：“然则当今之世欲求强国救亡之鉴固舍德莫属矣”。
    第四，为了将德国的历史作为改革中国现状的镜子，一些基本的相似点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中国现状之间，至少在比较的平面上是近似的。如果分类排比的话，就能得出适当的结论和比照。如果同类概念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达到同样的认识，就像孔子写了《春秋》那样，即“依靠其它事件的史实，来记录过去，为了让人民同时了解同时代的大事”。上面曾引用过的《日耳曼史》的序言的作者感觉出了一个同类的事实情况，那就是德国和华夏分别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中心，即“日耳曼国于欧洲中原与华夏国于亚洲中原同”[18]。这里与康有为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沿着多数欧洲人甚至北美各国的出现，追溯到日耳曼人的起源，将日耳曼时代同周朝进行了比较，他说：“比之吾国古者，日耳曼人有同成周”[12]。他进行了日耳曼部落在欧洲的支配力量和姬姓在中国周朝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霸权和文化上的繁荣。
    然而关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和中国有类似的话，是下面的假设：在一段长时间的无数的起伏后，在几世纪的被外国列强的瓜分和压迫而衰落后，德国人终于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各部，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不但摆脱了所有外部的干涉，而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这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和文化史无前例的发展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实体是开明的爱国君主统治的结果，他们引进了改革，渐次使专制制度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这些信息传达给了那些希望从康氏的文章中有所得的中国读者。尽管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然而必须看到中国走德国历史革新道路的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