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是古代多利安人建立的重要希腊城邦，它有着与雅典等其它希腊城邦显著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它以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和教育制度闻名于世。与爱智慧、崇尚理性、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不同，斯巴达人严谨务实、崇尚勇武，由贵族寡头来进行统治。与被束缚在家中地位较低的雅典妇女相比，斯巴达妇女地位较高并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斯巴达的风貌与该城邦的特征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图对斯巴达城邦的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更全面地认识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文化。
    一
    除了具有与其它城邦相同的属性之外，斯巴达还有其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斯巴达城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它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众所周知，斯巴达城邦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斯巴达征服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后境内被统治的居民主要分为庇里阿西人（Perioikoi）和黑劳士（Helots）两大类。 庇里阿西人是没有完全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的名称在字面上是“住在周边的人”的意思。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无权参与斯巴达城邦的管理和决策。但他们在美塞尼亚特别是拉科尼亚地区组成了许多独立的公社，并享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但被包括在“拉西第梦人”的范畴之内；他们没有斯巴达的公民权，但属于庇里阿西人独立公社的“二等公民”。在军事和外交上，庇里阿西人的公社完全服从斯巴达城邦的安排。庇里阿西人承担着为城邦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被大批地征集到斯巴达军队中服务。在希波战争中，他们与斯巴达人在不同的部队中为城邦服务。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便与斯巴达人的部队混合在一起。（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M.M. AustinandP.Vidal-Ne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伯克力和洛杉矶，1977年，第85页。）
    与雅典的外邦人不同，庇里阿西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说，来库古把剩余的拉科尼亚土地分为三万份分给了当地的自由居民庇里阿西人。 （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 （Plutarch, Lycurgus），ⅤⅢ，3。 ）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在庇里阿西人的土地中，各自拥有一块特别的地产（temenos）， 并由庇里阿西人负责耕种，（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5页。）这无疑是斯巴达人权力的象征。庇里阿西人除了耕种之外，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并负责向城邦提供武器。
    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庇里阿西人有时与黑劳士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斯巴达的统治。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 图里亚和伊泰安的庇里阿西人与美塞尼亚的黑劳士一起举行起义，逃往伊汤姆，沉重地打击了斯巴达统治者。（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Ⅰ，101。 ）但是由于庇里阿西人分散在许多公社中，暴动起义不算频繁，还不至于成为斯巴达人的心腹之患。
    对斯巴达人威胁最大的是深受压迫的黑劳士阶层。Helots这个词起初被解释为战俘或拉科尼亚地区的黑劳士（Helots）。（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页。）在被斯巴达人征服的拉科尼亚特别是美塞尼亚地区，存在着人数众多的黑劳士。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大多数黑劳士都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古代的一次战争中被剥夺了自由。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Ⅰ，101。）对于黑劳士的身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认为他们是奴隶、国有奴隶、或农奴的学者都坚持己见。然而，不论黑劳士的身份和性质如何，黑劳士肯定与雅典动产奴隶有很大区别。
    雅典的奴隶一般从海外输入，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并象财产一样归奴隶主个人所有。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则归斯巴达国家所有，他们被分配给单个的斯巴达人耕种份地，向主人交纳分地上的一部分收入，他们的主人无权释放或卖掉他们，只有国家才能释放他们，被释放的黑劳士构成了Neodamodeis阶层。 （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7页。）黑劳士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的来源主要靠自我繁衍。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雅典的奴隶很少被征集到城邦军队中服役。而黑劳士却伴随斯巴达人去参战，在军队中充当随从、轻装步兵、海军水手甚至是重装步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和战后，斯巴达军队使用了大量黑劳士。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出身相同，斯巴达黑劳士要比雅典奴隶更容易举行暴动。雅典的奴隶来自不同地区，出生混杂，很少举行起义。在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订的盟约上， 只要求雅典人帮助斯巴达人镇压“奴隶暴动”，却没有对斯巴达人规定相应的义务。而斯巴达的黑劳士却具有同质性，他们都是当地人，讲同一种语言，共同由于被征服而处于依附地位，应而便于团结起来举行起义，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特别是较晚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保持着清楚的记忆，渴望夺回自由，应而反抗最为激烈，斯巴达历史上所有大量的黑劳士起义都在美塞尼亚地区爆发的。斯巴达大地震后的黑劳士与庇里阿西人起义延续了十年，危及到斯巴达的生存，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军队在卢克特拉被忒拜军队击败后， 黑劳士纷纷暴动。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人从斯巴达退出，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注：参见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6-88页。）史实说明，完成征服目标后的斯巴达人始终面临着应付内部敌人的巨大压力。
    然而，处于内部敌对力量包围中的斯巴达人却在整个城邦人口中占很少比例。对于斯巴达不同阶层的人口，历史资料没有提供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希罗多德在描写公元前479年的普拉塔亚战役情况时， 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参考数据。他告诉我们，参加这次战役的拉西第梦人有10,000名，其中斯巴达人5,000名，每个斯巴达人有7名随从的黑劳士，这样斯巴达人就有了一支 35, 000 人的护卫军。 （注：希罗多德（Herodotus），Ⅸ，28。）鲍威尔在他的著作《雅典和斯巴达》中， 把除了斯巴达人以外的另外5,000拉西第梦人理解为庇里阿西人，（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A.Powell, Athens and Sparta ）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98页；第129页注21。）他的看法有一定的根据，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提供的数据应当可以证明斯巴达人在城邦总人口中占少数。
    数量及其有限的斯巴达人要想维持对于如此众多的被征服人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斯巴达社会军事化，将每一个斯巴达人都训练成战士。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完全依靠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他们的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所需的手工业品由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制作。他们从所有的经济劳动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斯巴达男孩一长到七岁，就离开家庭，接受国家安排的教育（agoge）。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与同龄的孩子生活训练在一起，直到二十岁才完成训练，进入成年人的行列。（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3页。）青年男子到二十岁，开始过集体的军营生活，受十年正规的军事训练，三十岁至六十岁服常备兵役。因此，斯巴达人的整个生活都被国家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斯巴达城邦通过一系列教育手段培养青少年，使他们具备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和机智勇敢的品格。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地用来自希腊文字根pon-的词来描绘斯巴达的教育，这个字根意味着受苦受累。（注：A·鲍威尔：《雅典和斯巴达》，第98页；第229页。）城邦把到达受教育年龄的斯巴达男孩编入连队，推选勇敢的孩子担任队长，让其它孩子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男孩们训练得习惯赤脚走路，十二岁时就不再穿内衣，一年只能领到一件外衣。他们还要挨饿，学会偷窃。（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ⅩⅥ-ⅩⅦ。）斯巴达城邦采取这一切教育手段塑造青少年品格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战士。
    总之，斯巴达城邦完全是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军事共同体，整个斯巴达国家就像是一座敞开的兵营。如果说，斯巴达人在对外扩张期间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在于征服；那么，他们在征服目标实现之后实行军事化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持对大量依附人口的统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二
    斯巴达城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它是一个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人叫做Homoioi， 也就是平等人的意思。（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1页。）斯巴达人被组织在平等人公社之内，过着由传说中的来库古所规定的相同生活。
    斯巴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由于农业从谷物生产转向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以及与周边蛮族地区商品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在斯巴达社会开始发展。与此同时，在五个村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城邦进行的征服活动，也使斯巴达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时的斯巴达人说：“钱造就了人。”（注：J ·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James Redfield,The Women of Sparta），见CJ第 73 期，1997年，第153-154页。）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来库古改革前的斯巴达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里挤满了没有财产无依无靠的穷人，财富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1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的提尔泰俄斯的《治世》诗篇，也提到人民由于战祸，陷于困境，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 Politics），1307a。）因此，斯巴达城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经平等的形式来消除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公民的内部团结，共同对付黑劳士的反抗，这就发生了归于来库古名下的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