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普鲁克的说法，来库古把斯巴达的土地分成了九千份，分给了同样数目的斯巴达人，他禁止公民积聚金钱，取消所有金银货币，规定只使用不便收藏的铁币。他还创立了共餐制（Syssitia），让穷人和富人一起在公共食堂就餐。（注：普鲁塔克：《来库古传》，Ⅷ-Ⅹ。）为了加强公民间的团结，城邦倡导公民过简朴、禁欲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富人穿的是任何一个穷人都能制备的极为朴素的服装。（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修昔底德评论说， 斯巴达人衣着简朴，富人尽可能采取与普通人同等的生活方式。（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及撒战争史》1，6，4.）当有人问国王阿基西劳斯（Agesilaus），来库古改革给斯巴达带来什么好处时， 他回答道：“蔑视快乐”。当有人向他了解斯巴达的简朴之时，他说：“以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自由。”（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妇女》，见CJ ·第73期，1997年，第153页。）因此，通过斯巴达政府的精心组织， 斯巴达公民（Homoioi）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同穿朴素的服装， 在一起训练，肩并肩战斗，他们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真可谓过着平等的生活。通过这些平等化的改革措施，斯巴达城邦圆滑地缓和了不同公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然而，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共同生活的教育制度和共餐制等措施只是以平等的表面现象来掩盖斯巴达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况。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斯巴达人不是平等人，而是相似者，财富通过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而被逐出公共生活，富与穷、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人们看见。”（注：J·雷德菲尔德：《斯巴达的妇女》， 见CJ·第73期，1997年，第157页。）斯巴达城邦倡导的公民间的平等，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斯巴达城邦采取的平等化措施只是暂时地缓和了公民间的矛盾，不能改变他们之间贫富和贵贱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平等人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斯巴达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不同方面。
    政治上，少数权贵家庭垄断了重要的领导权力。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有人认为，斯巴达属于寡头政体，其运作包括不少寡头政治的因素。例如，执政人员不是通过抽签而是由选举产生，与民主政体不同，斯巴达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裁定死刑和放逐罪。他还指出，斯巴达的长老只有某些家族成员才能当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95a：1306a。）至于斯巴达的两名国王的王位，更是由王族世袭相传的。
    经济上，公民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日益加深，财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土地财产的集中。来库古立法时，约有九千户斯巴达公民家庭得到了土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保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大约只有一千五百户。
    在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同时，平等人公社内穷人数量越来越多。由于嗣多家庭在继承土地被日益分小和土地兼并等原因，许多公民失去土地，有的还陷入债务之中。由于贫困，一些公民无法承担公共食堂的费用。而土地和对公共食堂的义务是斯巴达公民资格和重要依据，不少贫穷的斯巴达人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或成为没有完全公民权的“下等公民”（Inferior）。（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斯巴达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公民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可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能够在军中服役的公民人数已不足一千人。（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1270b。）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它的确可以说明斯巴达公民之间两极公化的严重性。亚氏关于“寡头政体内包括一富一穷两个城市”的说法，可以准确地概括斯巴达城邦的实际状况。 （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6b。）
    在精神上，斯巴达公民在“勇敢”等男子汉美德方面的竞争，导致了成功与失败者的分化，促使等级制度形成，出现了所谓的高贵者。斯巴达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时间都和同伴生活在一起，处于公共视线的监督之下，从小就因行为的好坏而受到长者的奖励和惩罚。团队生活的环境和斯巴达人尚武传统，使他们特别看重荣誉和名声，赞赏男子汉气，渴望胜利和成功。他们十分在意公众舆论，对奖罚机制特别敏感。为了追求荣誉，斯巴达平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努力获取勇敢的美名和对胆怯者的鄙视是这种竞争的集中表现。
    在斯巴达公民精神竞争中的成功者形成平等人公社中的高贵者，处于等级金字塔的上端。在斯巴达军队里，存在着一支由300 名青年战士组成的团体。其名称Hippeis看来好像是骑兵， 但实际是一支优秀的步兵部队。他们除了为保卫国王的荣誉而作战外，还起维持治安的作用。并不是每个青年都能加入这个部队的。只有作战勇敢的青年才有资格入选。（注：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enophon, Constitutionofthe Lacedaemonians），Ⅳ，3。）通过这样选拔勇敢者的方式， 在平等人公社中产生了高贵者。
    然而，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斯巴达人是不够成功的，还有一些失败者，他们由于懦弱等非经济原因也被贬为“下等公民”（Inferiors）。除此之外，斯巴达平等人公社中还存在着Tresantes，也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怕得发抖的人。（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德摩比利战死的李奥尼达的部队中，有两个人得以幸免，一个叫做潘提铁斯（Pantites），他在回到斯巴达受辱之后上吊自杀，另一个名叫阿里司托达摩斯（Aristodamos），人们称他为“怕的发抖的人”， 没有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结果，在后来的劳拉提亚战斗中，他显然抱着去死的愿望。（注：希罗多德：《历史》，Ⅶ，231-231；Ⅸ，71。）“怕的发抖的人”受到污辱和惩罚，并丧失他们的部分公民权力。（注：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第84页。）所有这些在精神竞争中的失败者与失去土地的下等公民一样都处于平等人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因此，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仍然是不平等的。
    斯巴达城邦的两个重要特征对其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发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个军事共同体，它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公民的尚武和吃苦精神；为了繁殖合格的战士，它给予在生育战士中起重要作用的斯巴达妇女以较多的户外锻炼和活动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不平等公社，它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建立了由少数贵族寡头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普通公民很少有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斯巴达人也不像雅典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很少产生能言善辨的演说家。对于斯巴达的研究表明，古希腊诸城邦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对它们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