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世界形势急遽变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国际史学也随之进入一个空前的变 革时代。就西方史学来说，为适应现代化和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开始“重新定向”。无 论史学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都以全新的姿态取代了传统史学的固有结构。比较史 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研究领域和方法，动摇了传统史学 把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富有学派传统的西方史学，进入新时 期后，各学派更加活跃。诸如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社会科学史学派、新经济史学 派、新政治史学派等，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就是这些多姿多彩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以 及五花八门的学术派别和史学观点，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繁荣。
    正值西方史学进入五彩斑斓的新史学之时，中国的教条主义却日甚一日，简单化、公 式化不断膨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到60年代中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搞 就是10年。漫长且残酷的文化浩劫，不仅使中国历史学跟不上国际史学“重新定向”的 步伐，而且使传统史学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史就剩下一部 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的躯壳了。当时史学界万马齐喑，中国史学滞后 了，恰如有的学者所言：“如同在经济上失去了20年一样，在史学上也失去了20年。” 从中西史学发展进程粗略比较看，多样性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史学研究要真正开创多样化的学术局面，除学者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自我创 造外，还要敢于引进、敢于“拿来”，这是推动中国史学研究迅速进入“快车道”的最 佳途径。也正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史学大门打开了，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相继涌入，使中 国传统史学吸纳了新鲜东西而开启了新史学的帷幕，从发展势头看，中国新史学正紧随 国际史学的大潮阔步向前。在此形势面前，有的同志担心多样化会导致西化，导致唯物 史观遭到淡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
    第一，唯物史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经典作家经过“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从“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中，从全部社会现象和整个人 类发展史中概括出来的基本规律。中外史学家把这些原理同各自研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取得大量科研成果。郭沫若以唯物史观指导古史研究，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 书，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尔后，一代又一代史家运用唯物史观于自己的研究领 域，取得了不少成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在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中占有相当“份额”。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事历史研究”，并成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鼎立的三 大史学流派之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是生活在与之相对抗的资本主义世界里 。在资本主义史学各流派的挑战和影响面前，都没有被“西化”，更没有被吞食掉，仍 有自己的阵地和成果。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家用唯 物史观研究历史是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的。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那样环境里 都没有被其他学派同化，中国史家身处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得天独厚的环境里又 怎么可能轻易被西化呢？我是个乐观派，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没有被武力征服过，同样 也不会被西方史学思潮所征服。更深层的原因，是唯物史观的力量不是缘于强大的政治 ，而是自身的科学力量和真理的力量！
    当然，唯物史观还须发展与完善。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会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 善。过去，一些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出现了一些偏差，究其主要原因不在唯物史观本身， 而是那个政治偏激的年代，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意所致；还有的是属于个别专家在运用唯 物史观去生硬地剪裁史实而造成的。这些是容易克服和纠正的，不会影响唯物史观的生 命力。
    第二，仔细研究西方五光十色的史学思潮，确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它远不具备西化中 国史学的理论能力。比如，为开创西方新史学作出贡献的德国史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在 《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过“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法国年鉴学派 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他《为历史而战斗》的一书中说，“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 ，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英国现代史家柯林武德主张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史家贝尼提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等等。客观地说，乍一触及这些思想，我非常佩服西方史家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敢于 标新立异。这些思想给人们揭示历史或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立论过于偏激，缺乏唯物史观的厚重感、深邃感及普遍 意义的理论品格。因此，我想说，让对历史有一定研究并有自己观点的中国史学家群体 ，全盘接受西方史家观点难矣！至于西方新史学为适应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 拓展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对于后现代化国家的史学来说，借鉴的越多越好，多多益 善。尽管如此，也不存在西化问题。因此，西方的叙述法、总体研究法、心理研究法、 计量研究法等等，会为我所用，但绝不会取代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千锤百炼的考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