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从理论到方法都比较成熟。中国近现思想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是否也具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近年来，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得出了几点粗浅的认识。现在写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明末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在与外国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形成了大量文本文献。它们与传统的古典文献不同，具有古典文献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为了将之与古典文献区别开来，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新文本”。新文本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中文翻译的外国作品; 二是部分直接用中文创作的作品。这些新文本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般说来，这些文献多跨着中外两种乃至多种不同的文化，跨着中日、中英、中德、中法、中俄、中法、中葡、中西(西班牙)、中意等多种语言文字，有的是直接翻译而来，有的则是通过间接翻译即“重译”而来，有些甚至没有翻译，直接使用外文原文。可以说，近代所有新文本都具有“四性”、“四跨”，即:国际性、翻译性、混杂性、过渡性; 跨文化、跨语际、跨语境、跨时代。
    上述诸特点之中，“国际性”、“翻译性”、“跨文化”、“跨语际”、“跨时代”等，容易理解，无须多说，“混杂性”和“过渡性”则须稍加说明。
    对近代新文本的认识，通常容易产生的误解，是把翻译文本完全视作外国文化，把用中文创作的文本视作纯粹的中国文化。但是，实际上，大量的新文本是无法绝然划分出哪些是中国文化，哪些是外国文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所有新文本都是“混合物”，所不同的，只是中外文化成份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多少的问题。所谓“混杂性”，就是指每一种新文本中，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他者”(other)，中外思想文化混合于同一文本之中，翻译文本中有中国思想文化，原创文本中有外国思想文化。
    所谓“过渡性”，更是常常容易被忽略。一方面，学术界都知道，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的时代，李鸿章曾将之描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①，黄遵宪诗则称“五千年史未闻诸”②。剧烈震荡和变化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整个中国处于“过渡时代”之中③:不仅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且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往日“天朝上国”的威严和自信，逐渐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列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竞相推介其本国的思想文化，中国各派系、各地方、各学者亦按照各自的实力、认识水平和外语能力，直接间接地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渠道引进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学者的论著和思想学说，各种思潮如过眼云烟，不待凝固下来并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术语、观念、体系，便为后来者所替代。例如，一个外国人名，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译法，甚至同一位作者所写的文章中，对同一个外国人的译名前后不一。有些重要的名词术语，也常常存在多种不同的译法。有时，中文字眼虽不同，意思却可能相同，字眼相同，而意思却未必相同。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稍不留意，往往就会按照后来形成的统一的标准来理解和阐释近代新文本中所用的术语、观念等，而忘记了那个时代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所具有的上述诸多特点，给研究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研究者须具备跨文化、跨语际的眼光和学养，运用新方法，开展研究工作。
    一、从标点开始就需要具备跨文化的眼光和学养
    新文本中往往包含大量外国专名，尤其是外国人名，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译名，这些专名往往给研究者造成很大困惑，有时甚至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研究，仍难以弄清楚指的是什么人，更谈不上理解其中涉及到的思想层面的东西。例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很多前辈学者编辑整理过，很多研究者都研读过。但是，且看下面一段:“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赫、卜特曼之德意志。……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赫、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 ……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④康德、赫克尔、虞哥、左喇、狄铿士、王尔德等人，尽管有的译音与现在标准的译法有所不同，但大体都可以知道指的是谁。但是，其中两处出现的“桂特赫”和“卜特曼”指谁，就难以弄清楚。实际上，这两个人是被误点，正确的标点应为“桂特、赫卜特曼”，前者为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德国大文豪哥德，后者则为德国文学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陈独秀另一篇文章《读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有感》中有“李君此文，引弥尔古里天森工氏言，以明社会所需进步保守之量，义极精确”⑤一句，其中，“弥尔古里天森工氏”指什么人，也难弄清楚。实际上，此处所指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工”字也应为“二”字之误。即应断为:“弥尔、古里天森二氏”。弥尔是英国思想家，中国人对之并不陌生，清末时，其作品《论自由》等由严复翻译介绍到中国，题为《群己权界论》，曾在中国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古里天森为Arthur Christensen(1875－1945)，丹麦学者、东方学专家，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1911年，他用丹麦文发表的《政治与群众道德》，1915年由A.Cecil Curtis翻译成英文，题为Politics and Crowd-morality: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政治与群众道德:一项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伦敦出版，李大钊曾经摘译过其中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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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②《黄遵宪集》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③语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④《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⑤《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第325页。
    【作者简介】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李大钊的文章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政治家与政论家(一)》中有“德意志有康德、圭得别、特文于思想家为欧洲之宫殿”及“至耶德互德七世立，内政外交，日益棘手，则政治家、外交家，如古莱斯顿、张伯伦、奇士雷里、若罗马、加宗、约翰、莫烈、塞西尔、罗慈等，又复代生其间”①。这两句中，前一句中的“圭得别、特文”因点破人名，把本该属于后边人名的一个字音断给前边的人，结果两个人名都变得无法理解，而后一句中的“约翰、莫烈”则是一人名姓断成了两人姓氏。正确的标点法应该是“圭得、别特文”和“约翰·莫烈”。其中，“圭得”是当时德国文学家哥德的中文译名之一，而“别特文”则是当时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中文译名之一。同一篇文章中，还有“法兰西有约翰、贾克、卢骚、福禄特尔之徒出，以其思想之力，奋激法兰西国民之精神”②之句，读起来似乎是四个法国人，但实际上，此处所指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著名思想家卢梭，一个是著名思想家伏尔泰，都是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思想家，“约翰”和“贾克”并不是独立的姓氏，而只是卢梭的名字Jean-Jacques的音译，整个句子应点作“法兰西有约翰·贾克·卢骚、福禄特尔之徒出，以其思想之力，奋激法兰西国民之精神”。再如，《＜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提到“改得西尔列尔之流”③，此处指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或三个人?不清楚。经研究，此处应该点作“改得、西尔列尔之流”。“改得”即“哥德”，“西尔列尔”即“席勒”。《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有“Perry Harris 及Lord Elgin诸人相继东来”④，“Perry Harris”看上去似乎与后边的额尔金勋爵一样，指的是一个人，但通过上下文判断，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姓名，而是两个人的姓氏，应断作“Perry，Harris”。Perry 指Mathew Caltraith Perry(1794－1858)，今译佩里，美国海军将军，1853年率舰队迫使日本签约、开放。Harris则指Townsend Harris(1804－1878)，美国商人、外交官。1853年在上海遇佩里将军，后开始作外交官，1855－1860年为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
    以上所举译名之误在整理出版的标点本近人文集及文献资料中并不少见，人名掐头去尾、一人变两人三人、两人三人变一人者，实属常见，说起来问题似乎并不大，不过就是人名问题，但如果不把一个小小的标点标正确，就无法确知文中所指到底是何人，更谈不上了解此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也就无法理解相关文献的作者到底为何引用这些外国人物。因此，毫无疑问，只有经过跨文化、跨语际的清理、追索工作，才能准确断句、标点，进而才能切实、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文中涉及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