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那些官阶较低的官员，其行状又由谁来起草呢？唐元和十四（819）年，都省曾有一份奏章，专门论及此事：（19）
    请谥家子弟及门生故吏，请立限，未葬以前陈状。其家在遐远及别有政事者，
    任至一年内陈状。到考功一月内检勘，下太常礼院，受牒后，一月内定牒报考功。
    显而易见，职事三品以下，散官二品以下的官员，其死后的行状是由其子弟及门生故吏起草的。尽管如此，这类行状仍具有官方的性质。因为，门生故吏在拟好这类行状之后，要送交“考功司”，并由“考功司”加以“检勘”，从而获得认可。
    除上述官方材料之外，史馆还可以收集到有关传主生平经历的私家文献。这类私家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各部分：其一，传主的“家传”和“族（家）谱”，传记中有关传主祖籍、家世渊源及其子嗣情况等材料，均来源于此；其二，传主丧葬仪式上，共亲朋好友、门生故吏所作的有关悼念性、回忆性文字，诸如墓志铭、诔文、颂词等；其三，传主家族祭祀过程中的有关文字。
    从理论上来讲，史馆人员既然可以看到有关传主情况的各种公私文献，那么，由此而编就的传记，就不会发生很多的错误。其实不然。且不说有关私家文献，大多具有溢美隐恶的成分；即使是各种官方材料，也并非完全客观、公正。殊不知，有关官方文献在提交到史馆之前，早已经过了种种处理，从而远非文献的旧貌。简而言之，对原始文献的这种处理，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因为保密的缘故，对文献中有关暂时还不能公开的材料，加以剪裁，这种情况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其次，由于政治事变，而对有关文献加以修改、甚至篡改。例如，明惠帝建文年间，根据前朝惯例，曾编修《明太祖实录》。后来，明成祖发动政变成功后，马上下令重修《太祖实录》，把自己的政变说成是太祖“遗训”。经过这次重修，建文朝完成的《太祖实录》被删削，有关人物传记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有关官方文献因种种处理而失实，即使的“考功司”所提供的传主之行状，也多有不实之词。前文指出，考功司不仅负责准备高级官员的行状，而且还对由传主门生故吏所提供的、官阶不高的官员之行状，加以“检勘”和“定牒”。然而，由于考功司对这类工作只是在形式上予以勘校，而在实际上却予以放任，从而造成行状官定其表而私定其里，虚饰文华，多有不实之词。后唐同光四年（926 ）史馆的一段奏文，（20）就证实了这一点：
    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华。今请以后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
    由此可见，由于“考功司”的失察，造成行状的失实，也是十分普遍的。
    五、从史传看中国传统史学精神
    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人是社会历史的中心。从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来看，人是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历史）；从社会发展的目的系统来看，人又是社会历史的归缩点（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类从必然从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精神。历史人物传记既然以人的活动为中心，那么，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来体现、揭示或印证历史发展的这一总体精神。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相应地历史人物传记对历史发展的总体精神之体现、揭示或印证，也各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史学精神或传记史学风格。
    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的地位与西方社会中个人的地位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看来，尽管个人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单位，但是，个人的价值只能体现在由个体所组成的国家、社会、家族等具有联锁关系的复合体之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古典文化，它不是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转换为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套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在家庭关系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是父子，在政府组织范围之内，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是君臣。（21）经过这种转化，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孝（对父）、忠（对君）、信（对朋友、同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观念，对中国人的法律和习惯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律中，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只能存在于他所寄身的那个政治集团、阶级阶层和家族之中，从而掩饰、甚至消解了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独立存在。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史传的风格和精神。在中国古代，史传著作的数量可谓车载斗量，但史传著作却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著作分支。（22）中国传统分类学意义上的史传，就是“正史”中的列传或传，它们都是因为依附帝王本纪而存在的。“正史”列传之外的其它传记，也是如此。例如，就“家传”来说，一个再显赫的人，其传记也必须依附于其家族的“家传”系列之中，而不可能单独有一本传记。作为一种独立著作类型的人物传记，在中国还是近代以后才开始的。
    人物传记要以独立的著作类型而存在，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编修传记的社会必须承认个人的存在价值及其个性和尊严。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除奴隶之外，一切取得自由民身份的人，都能享受民主的权利。尽管当时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争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或曰集体主义，或曰个人主义；（23）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古代希腊、罗马自由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实际存在价值。正因为如此，以独立的著作类型而存在的传记，一开始就是西方传记的主流。如塔西佗的《阿古利可那传》，就是一部独立的传记著作。今天，人们在谈到西方的传记体史学著作时，总是会想到“古典时代”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所创作的《传记集》（又名《希腊罗马名人传》），并把它视为西方传记史学的奠基之作。仅仅从书名也会看出，普鲁塔克的著作也是一部独立的传记之体。
    由于中国史传的主题是通过家族和政治集团这些“一般的范畴”，来体现传主的存在，来反映传主与其他人的区别，故而，传文主要着笔于传主的外在事功，而对传主的内心世界、情感、性格等，却少有提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却具有强烈的非人格性倾向。（24）如果说在人的个体存在价值尚未被完全否定之前，在司马迁的笔下，尚能写出一大批个性鲜明、感情洋溢、生动活泼的历史人物形象；那么，在这以后，历代“正史”中的所谓列传或传，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堆“鬼簿录”。在这堆鬼簿录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曾经作为封建官僚机构或家族这部机器之螺钉的那一个又一个亡灵。他们无棱无角，无血无肉，千人一面，众口一腔，尽管在他们生前，都曾是那个时代历史的创造者，尽管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情感和内心世界。
    与中国传统史传完全无视、甚至有意掩盖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灵世界相反，西方“古典时期”的传记，则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柯林武德在总结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时，曾指出：“它是人文主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这种倾向的最终发展是要在人类行动者的人格之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寻找出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25）柯氏所说的这种“人文主义”倾向，当然也是古希腊、罗马传记史学所具有的。黑格尔在评价西方传记史学鼻祖普鲁塔克时也指出：“普鲁塔克给我们画了一幅充分现出了当世特色的名图，他给我们当时各个人的意义的观念”。（26）的确，通过传记著作，揭示“各个人的意义”--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各自的行为和思想而影响历史，这正是普鲁塔克《传记集》的主题，同时也是西方“古典时期”传记史学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在重建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过程中，之所以一再从“古典时期”的人物传记、特别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中吸取养分，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中西史传精神的差异，首先起因于中西社会的差异以及个人在中西社会中地位的差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差异也与中西传记的不同文化渊源有关。关于中国史传的文化源头，前文已作了分析，这里着重分析西方传记的文化渊源。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史传深受“英雄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传统的影响。“英雄史诗”是一种发源于民间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它在揭示神话英雄个性、情感、命运和内心世界方面，是其它著作类型所无法达到的。它通过“历史的仪式”，将神话人物人格化，从而使过去走向现在。至于古希腊的悲剧，作为一种极端的艺术形式，它可以揭示人在极度困难环境下的状况，揭示人类命运和人生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西方的史传著作，之所以注重开掘传主的内心世界，注重描写人物的性格、情感和个体命运，注重传记内容的连续性，与“英雄史诗”和悲剧传统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史记》的七十列传，并不是纯粹的史传著作，如《匈奴列传》、 《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均以记事为主，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之作。后来历代“正史”中记载周边民族和外国史事的所谓“传”或“列传”，也是如此。
    ②关于《史记》列传写作的模式化和固定化，就其实质，也就是叙述的公式化和疑固化，如时常把传主与历史上的某一位人物相比附，引用前人的言论来作为对传主的评价，等等。详请参阅Herbert Franks,Some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Oriens 3,1950,P.113-122。
    ③闻一多《论古典文学》认为，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无不带有史诗的意味”，即把中国的神话传说比附为“史诗”。其实，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时有争论，但一直没有形成定论。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认为，中国上古有史诗，不过史诗象神话那样，因历史化而亡逸。林庚《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谜》认为，中国古代有限的象形文字，无法把口语化的史诗记录下来，从而导致史诗的亡逸。本人认为，中国上古时期根本就没有史诗，原因当然不是胡适《白话文学史》所说的是由于中华民族生在温带、寒带之间，缺乏想象的结果，殊不知，处于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下，傣族有流传一千多年的《召树屯》，维吾尔族有写定于13世纪的《乌古斯传》，藏族有长达一百万行的《萨格尔王传》，以古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民族之所以没有史诗，主要原因在于因祖先崇拜而淡化突出个体的英雄意识。古典意义上的史诗，都是通过历史的仪式，将神化英雄人格化，它只能产生于英雄崇拜的社会土壤之中。
    ④参见D.C.Twitchett,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ed,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96.
    ⑤《左传》昭公十八年。
    ⑥如鲁庄公以“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清”，来作为对齐国作战的先决条件，事见《左传》庄公十年。
    ⑦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
    ⑧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9。
    ⑨关于中国的历史意识，请参阅拙文《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中国文化月刊》1991年10月号。
    ⑩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70页。
    （11）《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258-259页。
    （12）详见Lien-Sheng Yang,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ed.,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rsity Press,1961,P.44-59.
    （13）《史记·孔子世家》。
    （14）王溥：《唐会要》卷64。
    （15）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16）《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三国部分，卷8。
    （17）D.C.Twitchett,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收入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前引书。
    （18）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页。
    （19）王溥：《唐会要》卷80，《杂录》。
    （20）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
    （21）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22）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由于大一统社会格局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的式微，在玄学、玄风的触动下，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人的社会价值，而追求个体的存在价值和生命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耆旧传》和《先贤传》一类的独立的传记著作。然而，在隋、唐重新统一，儒家思想恢复正统地位以后，这类独立的传记著作便马上退出学术舞台。
    （23）阿德勒：《西方的智慧》，台湾幼狮文化公司1974年版，第27页。
    （24）详见D.C.Twitchett，前引书。
    （2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26）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