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持续性影响：北洋政府这一现代共和政体对于城市现代化的回应研究民国初年的城市现代化，就不可能绕过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民国初年兴办实业、建设城市的热潮，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权在政治上反动，但是为了强大其统治，它不可能完全不考虑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3页。）北洋政权政治上的职能表现为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镇压，以保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它的社会职能就是组织恢复发展经济，同时又因为城市现代化是历史发展潮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而它就得注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如不认真履行其恢复发展生产的社会职能，便不能有效地执行其统治压迫人民的政治职能。
    北洋政府实行了部分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经济政策。北洋政府成立后，实行保护和奖励城镇工商业的政策。1913年7月，袁世凯发布修订保护实业的经济法规的命令，声称："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以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他一面责成农林部、工商部迅速将各种应该修订的法律分别拟定草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颁布施行；一面希望拥有资金者特别是华侨商人踊跃投资，"尤望我流寓异地之素封，共念国计艰难，民生困蹙，投资兴利，相率言归。"（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1912年12月，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的首先发明和改良者，废除了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在各业、各地自由设厂的条件。（注：黄逸平、虞宝棠：《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为了扶持国内贫弱的工商业，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创设公司，北洋政府1914年1月制定和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政府拨出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年以其利息借助有关公司，作为公司的股本而保其利息。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为甲种公司，按实收资本金额的6厘而保息；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按实收资本的5厘而保息。归还保息金的期限也比较宽松，凡被保息的公司，自领到第一次保息金后第六年起，每年按所领保息金总额1/24摊还。政府不得随意向被保息公司摊派，被保息公司非实有赢余时，不得于保息定率外分派官利。（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页。）为了鼓励手工艺品的生产和贸易，以利出口创汇，1915年2月规定，凡销往外国的草帽辫、地席，减半征收出口税，通花绸布、通花夏布、发织髻网，以及蜜汁、果品等，"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征各节。"（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由于北洋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页。）成为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增长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这一发展比率超过了1949年以前旧中国的任何时期。就1912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而言，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5%，即使将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抗日战争时期排除在外，那么1912年至1936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9.2%。（注：参见张约翰《前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一种定量分析》（John K.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再如，棉纺织业这个民族工业的先行部门的增长率也表现得尤为显著。1913年间，民族资本中锭子和织机仅分别为484192枚和216台，到了1920年间，锭子和织机分别增长达842894枚和4310台之多。（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页。）北洋政府顺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北洋政府不仅鼓励保护私人资本企业，而且还利用政府的力量，创办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和股份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创办"华兴纺织公司"，创办资本为1600万元，官股1/4，商股3/4，总厂设在天津，分厂设在德州、石家庄等城市，"以新法从事纺织"，计划成为华北最大的纺织公司。同时间里，周学熙还创办"通惠实业公司"，以"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总公司设在北京，分公司设在上海、广州、汉口。该公司的显著特点是将中国从南到北几个最大的城市进一步联结起来。（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3页。）1913年在陕西西安成立了"陕西制革厂"。该厂的建立，还带动了陕北、关中的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现代牧场公司。（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8页。）这类工厂的设立对西北传统城市迈上现代化的轨道具有积极作用。
    北洋政府1912年设立湖南第一纺纱厂，该厂逐渐发展，至1920年成为现代化的工厂，厂址位于长沙湘江西岸银盆岭，厂基面积200余亩，厂房占地60余亩，机器、厂房和其他不动产价值约310万元，流动资本35万元，纱锭5万，织机248台，全年棉纱34000件（每件420磅），棉布2800件（每件20匹计42码）。所产纱、布运销湖南各县及江西、贵州、四川等省。这类工厂对于华中地区中等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尤大。
    北洋政府不仅兴办现代化公司，还对前清的一些企业进行改造，更新设备，扩大投资，增加技术含量。这类企业有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所、广州机器局、武汉纱、布、丝、麻四局、汉冶萍公司等。如江南造船所在前清时，"范围狭窄，机器制造力亦薄弱"，民国之后，新购各种机床76部，新建合拢厂、压气厂、造船铁工厂及木模厂，扩充了原有的打铁厂、打铜厂、铸铁厂及造船机器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