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的年增长在上海最为明显。若将各个区的人口加在一起计算，那么它在1910年有约130万人口，至1927年则翻了一番，达到260万。（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21页。）其中移民占了72～83%。（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上海行政区内的商业区和工业区也在扩大，它北向闸北发展，东越过黄浦江向浦东扩展，南穿过古城墙向南市发展。外国租界区的人口大为增加，在法租界，1910年估计有居民11.5946万人，1925年则达到29.7072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9076万人。公共租界占地面积约为法租界的2倍（约22.6平方公里），但人口也显得更多：1910年有居民50.1541万人，至1925年达到84.0226万人，人口密度自然也远远地超过了法租界，它在1910年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191万人，而到1925年则达到3.7178万人。（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15页。）人口的激增导致了地价的猛涨，而且后者常常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公共租界，1911年每亩土地为8281两，但25年后竞达到每亩1.6207万两。在主要的商业区，地价以十倍的速度猛涨。例如公共租界中心区域（中区）南京路和四川路的交叉路口，1929年每亩达到35万两，但在1915年的要价仅3万两。比较起来，公共租界北区和西区也保持着相应的上涨比率。在河南北路，每亩价格从1921年的1500两上涨到1929年的1万两，而在静安寺路则从3千两涨到2.5万两。（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16页。）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在1910至1925年颁发过8.1903万件建筑许可证，这与前此15年的情况相比，显然增加了47.2%。（注：《理查德·菲瑟姆的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Richard Feetham,Report of thd Hon Richard Feetham: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字林报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1931年，共2卷，第1卷，第347页。）新建的建筑大多是居民住房，但工业用房也大为增加。据估计，在1910年至1925年期间，整个上海兴建了大小工厂816家，而在前此15年中，仅创办了77家。新建的建筑以商业大厦最为雄伟壮观。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商业大厦于1919年在上海开业。大约在同一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新建大楼也告竣工，它矗立在著名的外滩林荫大道上，位于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现代化建筑的旁边。
    市区向外扩展，城郊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沟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注：《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转引自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3～844页。）重要通商口岸的多重结构（既有华界，又有外国租界）导致该城市各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存在。但在辛亥革命后，华界人口的发展，即人口净增长率要比公共租界高。1910年至1927年间，上海城市总人口由1910年的1289353人，增长至1927年的2641220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04.8%，其中华界由1910年的671866人，增长至1503922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23.8%；公共租界则由201541人，增长至840226人，人口增长率高达67.5%；法租界则由115946人，增长至297072人，人口增长率最高达156.2%。（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据1925年的数据）城市新精英队伍出现及各社会集团的分化重组。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相互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的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
    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城市精英们的权力增长了，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注：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7、846页。）城市精英的发展加重了其与士绅的分裂，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
    随着城市精英队伍的扩大，他们在地方性议会中的席位逐渐居于优势，并取支配地位。辛亥革命后，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有穆湘姅（穆藕初）、陈光甫、江顺德、丁文江、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聂云台等。此外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一同时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由于绅士阶级的衰落，资产阶级成为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些城市精英无疑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产物，是"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旧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结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国，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亦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为其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路径。辛亥革命排除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仅就这一点而言，就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就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建设性作用不只是体现在城市化的理论构思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革命之后（民国初年）的城市现代化发展上。上述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无疑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极具革命性的巨变，其功不可没。任何贬低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功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然而在着重强调其正面效应的同时，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的这一贡献表现是不平衡的。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和市民阶级，因此这场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相反，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费氏的确看到了一个辛亥革命后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在中国这片小生产的汪洋之中，资产阶级已难以担当大任，真正能够实践这条道路的只能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